|
不过，北京佛教界在1905年却能顺利将佛教学务总公所立案，进而建立遍及全国性的组织网络，显示出在困难中却不无结出善缘的可能。与江浙两地相比，北京佛教界内部要团结得多。“中国佛教总公所”的发起人中，觉先是新进之辈，但却是最主要的组织者。而达远、灵山和吉安乃是僧界老辈，一份光绪年间北京的住持名录显示，三人早在1895年就以住持身份参加慈禧六旬大寿的唪经三日典礼。道兴是前龙泉寺住持心学的得意法徒，而后者也参加过此次典礼。这些老辈愿意名列发起人行列，本身就是一种支持之举。据道兴后来在《北平龙泉孤儿院廿三周年报告书》中回忆，该院的成立更是与心学的倡议有直接关系，他曾对道兴说：“吾国失教幼孤不知凡几，欲就本寺立一孤儿院，教养兼施，不但于地方有裨，亦吾佛慈悲真旨。”除此原因外，与居士的护法及有识之士的扶持也有相当的关系。当佛教学务公所的发起申请呈报到总理学务处后，批复文中有“日僧小栗凄香顶所著《北京护法论》内有护法策十三条，所谓京师建大学林，各省建中学林，各县建小学林，将以整饬缁流、昌明佛法，与该僧等用意正同。护法策内于我国僧人之不学颇有微词，借彼药石，振我颓波，智识胥开，宗风斯畅。”这样的批文，可知学务处主管官员对佛教其时状况颇为了解，也没有对有侵略之嫌的日僧带上有色眼镜，一概予以排斥。即使对僧徒有所讥讽的张元济，在学部办事时见文案处扣留佛教学务公所的禀件不予交议，也从关系国家利益出发，紧急上书学部尚书要求予以重视并竭力提倡。张元济认为提倡寺院自办学堂，有四种好处：可以杜绝外人觊觎，可以增进社会生计，可以使风俗得以改良，可以补助教育普及。他意识到，如学部不保护佛教自办学堂，“必仍为不肖官绅所鱼肉，则惟有相率而归于日本”，“恐数年以后，天主教案又将增一释氏教案也。即此一端，而害已不可胜言矣”。龙泉孤儿院的成立就得到了学部官员及商界人士的赞助支持。原学务处总办、时学部左丞乔树枬在一次与道兴的交谈中知晓了寺方打算，立即表示赞同，称“恤孤乃先王盛典，当今要务，嘱(道)兴好为之，定当匡扶”，至此，心学与道兴才最终下定决心办理孤儿院事宜。在北京总商会会长袁保三等人的帮助下，捐集到30亩土地及款项钱物等，建筑讲堂房舍，使得孤儿院能够正式开办起来。后来商界一再捐助，维持了该院的存在，使之成为清末民初“北平第一慈善机关”。 北京佛教界的办学还得到了报界人士的一定认可。报人彭翼仲在其所办北京最早的白话画报———《启蒙画报》上，即宣传过龙泉孤儿院的办学事迹，并到院进行演说。丁宝臣办的《正宗爱国报》则将兴学的伊斯兰教阿訇杨敬修表彰为“声望有如耶教的李提摩太，佛教之道兴、觉先”，可见北京佛教界的办学活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 从后来一定的眼光看近代中国初兴时期的佛教教育，无疑非常幼稚。太虚法师就认为此时“然小学则通俗化，而师范则儒化，或讲经法师化，未足云僧教育”，僧教育会办理不尽人意，“长老多无能，士绅多土劣”。但正如天才的第一声啼哭并非是一首好诗一样，若能以历史的同情来理解初生之期的佛教兴学史，则前人的筚路蓝缕之功当值得尊敬。没有清末佛教界的这些实践，民国时期佛教略显复兴之相的道路无疑会更为曲折。例如，如果没有之前各地成立的佛教学务公所、僧教育会作为组织基础，敬安等人能够在1912年成立“中华佛教总会”就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近代佛门资料的保存情况原本欠佳，外人所记难免看朱成碧，今天的学者更有如何准确解读不成统系史料的困难，因此对这一时期史事的了解仍尚有待深入。但可以断言，重建这段信史对于把握近代中国佛教前后变化发展的脉络，了解成败因缘之真正所在，以历史智慧指引未来佛教教育的发展路向，都有着重要意义。(信息来源：摘自《法音》) 编辑：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