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后从京城到省会再到府州县，均有依共同章程建立起来的佛教学务公所(或僧教育会)，这就说明一个略有统系的全国佛教兴学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尽管其中诸多的史实细节尚有待梳理、重建，但维慈在《中国佛教的复兴》书中做出“总之，我没有发现哪一所早期学堂与教育会的作用有什么联系”的论断无疑应该改写了。

二、 成败因缘

浙江佛教界1904年兴学功败垂成，江苏组织进展缓慢，这有多方面原因。之后两省均风波不断，正是佛教兴学所面临艰难困苦的生动体现。

首先，僧界普遍存在不理解态度是一大问题。入民国后，圆瑛在中华佛教总会一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回忆他与敬安发起佛教学务组织时“不独外界刺激，即内界亦多诟詈”。揆诸史实，的确如此。1904年，敬安在致师范学校监督的信中即坦言：“僧学堂之设，承学界诸公多表同情，第佛教总公所及民僧小学堂，尚未得所。而我辈顽固党亦多，皆坐怀观望，恐亦难以成立，有负高明雅意也。”杨文会也在1906年致信陶森甲，要求他以官方力量推动僧学堂的成立，因为“各寺主持僧安于守旧，不乐维新，非得大权力以鼓动其机，不能奋发有为也”。办理新式学堂在当时是极为超前的举动，正如维兹所描述其时佛教界人士资助办学时的心理是“长期来习惯于通过赞助出版获得功德，不知道资助学校能获得多少功德”。更何况不少新式学堂是在提拨庙产的基础上兴建而成，这些学堂其时又有“洋学堂”的称号，与当地社会格格不入，普通民众并不信任。直到1920年代，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仍然观察到“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因此，相当一部分基层寺院的僧人对学堂极为反感，频频参与甚至领导民众捣毁学堂，在现在统计到的清末毁学案中，这类案件要占大部分。浙江、江苏正是毁学最为严重的两个地区。

其次，绅士阶层尤其是新学之士的敌视也是重要原因。敬安指出的“我辈顽固党亦多”，固然是对僧界保守者的批评，但也暗指绅、学两界也不无“顽固党”存在。相当部分儒生素来秉承“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例如少年胡适的家门口就贴着“僧道无缘”的字条。清末西风熏陶之下，不少新学之士又深受进化论影响，有泛科学主义的倾向，对于宗教信仰更加蔑视。素来开明的张元济在《为寺院办学致学部堂官书》中也断言僧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必终归于天然之淘汰”。由于有所偏见，绅学两界往往以谋取寺产为目标，张元济观察到浙江绅士在水陆寺、龙兴寺两案中其实“办理不得其平”。后来有保护寺产的谕旨，“而缁衣断发要能叩君门而陈述也”，因此“终不免于自危”。这正是引发双方冲突的重要根源。杭州的僧学堂办理计划提交士绅讨论之时，据说“诸绅无语”，从中午集议到傍晚都不能做办理与否的决议。散会之后，士绅们纷纷写信给夏曾佑，表示僧学堂不能开办，并告知夏应速回上海，不要再干涉此事。“夏本无意于此，遂以某日一会诸僧而去”。力持反对意见的是杭州名士潘凤洲、陆勉哉，“其命意盖误认僧学堂为欢迎日本干涉之机关，必不使日僧干涉后之利益归于他人，而己至向隅也”。在他们的异议声中，办理佛教学堂的计划流产，甚至有人故意造谣，诋毁僧界先进，养病天童寺的敬安被报纸以“秃黎狡诈”为题进行报道，称其已经远渡日本，皈依本愿寺。类似事件在江苏重演，镇江清凉寺向学部禀办僧学成功，原想向该寺抽取款项进而占据寺院的地方绅士便致电学部，宣称住持“奸淫邪盗，勾引外人”，进行反对。有人向报刊投书，“寄语学界中人，勿以恶某绅之故，而甘为该住持驰驱也”，反对有学生帮助寺院办学。当地名流沈同芳心知此事非僧界挑起，地方绅士别有意图，但他也不赞成开办佛教学堂，表示“所办僧侣学堂，虽经学部批准，鄙意最好改为两等学堂或贫民半日学堂，仍收民间子弟，不必专教僧侣”，要求效法上海戏剧界，开办的学堂“由黎园出资，仍另延公正绅士主持”。鉴于有寺院在办学过程中与绅士关系恶化，向活跃内地的日本僧人寻求援助，沈氏更为愤怒，在不论双方交流是否正当的情况下，急切宣布“该寺一日有外人踪迹，即该寺僧一日应在驱逐之列”。在地方绅、学两界不少人士心目之中，僧人仅有出资的义务，而无办学的权利，最好仍一如过去那样，在其庇护之下进行各种活动，否则任何独立性的尝试都可能被视为危险之举。

内外交困之下，已经成立佛教学务公所(僧教育会)遭遇重重困难也就理所当然。浙江佛教学务公所成立后，监督汪希因办事有诸多掣肘而多次请辞。1907年3月，学务公所改名僧教育会，在护理巡抚濮子潼等人的推荐下，另举日本法政学堂毕业生虞尚贤为绅会长。但不到两个月，因为向各寺筹集不到经费，僧教育会设立的5所学堂(其中僧小学堂1所、民小学堂4所)无法正常运转，虞氏也只好提出辞职，会务一时停顿。为维持僧教育会，官方出面进行斡旋并重建了该会组织系统。濮子潼出任绅正会长，虞尚贤为绅副会长，昭庆寺住持慧兴与祇园寺住持忍寿则分别为僧正副会长，认定僧教育会年经费预算为15000元，由浙江全省寺院根据财力大小分别“认捐”，金额分为500元、300元、150元、70元、30元到15元六等。之前带头反对各寺缴纳捐款的净慈寺住持允中被僧教育会指控，不仅丢掉了住持及该会副会长之职，而且被地方官予以拿办。记者在报道此事后评论到：“从此无允中在内龃龉作梗，捐款谅可发达，然学界与僧界又结一大恶因矣，可叹！”不过，僧教育会经费收集情况并未根本好转，直到9月，各寺院认定的捐款“春季仍有带欠，夏季则不及四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官方派出差役帮助教育会专门催捐，“谕单极为严厉，中有敢再延欠提回押追等语”。虽然虞尚贤表示此举乃不得已而为之，但双方观感只能是越来越差。为避开抽提捐款，有寺院自立门户，杭州法喜寺就曾禀请学务处要求开办学堂。不过学务处知道这是“离群独立”之举，发回佛教学务公所查办。冲突后越演越烈，1908年白衣寺住持松风甚至因开办僧学被教内人士深嫉，以致惨死。敬安写诗悼念，称“可怜流血开风气，师是僧中第一人”。无独有偶，江苏天宁寺文希因办学而身陷囹圄。扬州普通僧学堂向本地及外州县其他寺院提取经费，引发不满。扬州地藏寺联合六所寺院另立学堂，以图抵制。在文希拟赴日游历考察之际，镇江、扬州、上海、苏州多所寺院住持害怕其回国后声誉更盛，联名向两江总督署控告，认为文希“勒捐僧尼，挟妓饮酒，放纵无忌”，导致其不仅游历许可被取消，而且被判处终身监禁。直到辛亥革命后文希才被释放。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