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佛门萎靡不振，在外且有庙产兴学压力。高僧大德试图改变旧有僧伽教育模式，仿效教外开办新式学堂来造就人才，扩大影响以培养慧命。不少佛教学务公所(1906年改名僧教育会)因缘而起，发挥组织作用，为后来全国性佛教团体的产生奠定基础，在近代佛教史上有重要意义。不过，目前学界较少谈及这类史实，哈佛大学维慈(Holmes Welch)的名作《中国佛教的复兴》及台湾东初所著《中国佛教近代史》对此均着墨不多。即偶有论及者，也多依据相关年谱及回忆，史实缺漏不少，间有错误之处。建立信史的当务之急是将现有各种材料比勘参证，尽可能进行准确论述，前人功业或不至湮没。

一、 南北共起

有学者称，最早的学堂式佛教教育产生于江苏，1906年文希在扬州天宁寺所办的“普通僧学堂”即是例证。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该学堂招收对象是青年僧人，课程看来程度较高，颇似后来佛学院雏形。但清末佛教界举办学堂热潮的兴起早在1904年前后，浙江、江苏和北京等地的僧人、居士均起了积极作用。他们面对狂飙而起的庙产兴学风潮，一方面串联组织机构，聚集资金、人才，为兴办学堂开方便之门；一方面争取官方对佛教组织的认可、立案，合法开展活动。

寺院数量最多的浙江一省是办学先行者。1904年9月，敬安(寄禅、八指头陀，时宁波天童寺住持)等人即在杭州拟议设立佛教总公所及民、僧小学堂，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中记载中国僧人最早的自开办学堂活动。此前湖南长沙开福寺僧笠云所办学堂，实系日僧所立。著名报人狄楚青稍后出版的上海《时报》上称：“寄禅师新自天童来，日内即往杭州创办僧学堂，诚吾国得未曾有之伟举也。”《圆瑛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谈及圆瑛辅佐敬安向浙江巡抚聂仲芳呈文办学，也称“请自兴僧学，组织僧教育会，此为我国有僧教育会和僧学校之始”。不过，该年谱却错误地将此事系于1909年(这年浙江巡抚是增韫，由此断定系年有误)。《八指头陀诗文集》也可证实此事，1904年敬安有诗赠夏曾佑：“海波涌雪透襟凉，慧命如丝几欲亡。我法金汤犹有赖，袈裟和泪拜钱塘。”自注：“时将往杭州开僧学堂，君极赞成。”敬安办学事迹，或为学界知晓，但多不知他实际并非其中要角。杭州开设僧学堂的提议，主要动因在于浙江绅士为了解决水陆寺、龙兴寺院产之争。该省学界在杭州知府、浙江巡抚的认可下，有意将水陆寺院产组织两浙公学，将龙兴寺改为工艺传习所。僧人不服，只得援引在浙日僧伊藤贤道之力抵制。但伊藤在水陆寺、龙兴寺分别挂上了“日本东本愿寺学校”、“日本东本愿寺总布教场”的匾额后，舆论为之大哗，进而引起外交争议。经过艰难交涉，日本领事同意撤去匾额，条件是两寺恢复原状。但部分绅士看到日人撤退，以为大胜，不肯守约。为安抚双方，主持其事的汤寿潜、许九香召集浙江各大寺住持在海潮寺开会，让僧界筹集资金，在省城设立一所僧学堂，专收僧侣，在各县设立一所蒙学堂，招收在家信众。此议初衷在于打消僧界对寺院充公的顾虑，也使致力兴学的绅士别无异言。僧人表示赞同，夏曾佑被汤寿潜力邀自沪赴杭居中办理相关事宜。不久，僧学堂的筹办章程也得到了浙江巡抚的首肯。事本将即成，不料中途变故(后详)，佛教学务公所、僧民学堂是年内均未实际成立。作为外来法师的敬安也就很快从杭州返回了。

与浙江相邻的江苏，佛教界办学活动几乎同时进行。为抵制官场以办学及资助留学为名的需索，1904年9月，扬州天宁、重宁、万寿、兴教及高旻等寺僧人在天宁寺住持显恒的召集下，集众会议，准备自办学堂，以佛教经典为主，附习一切有用之学。会后即开始筹集经费，不少扬州尼庵也捐献了钱财。有消息曾透露，最初拟办学堂为僧侣实业学堂，后禀准两江学务处定名为“扬州普通僧学堂”，监督为文希(亚髡)。年底，镇江竹林寺住持也倡议创办僧侣学堂，课程有蒙学、地舆、史论、洋文等科，专招僧人入内学习，所需经费由镇江各寺公产项下抽提。但由于准备仓促及缺乏师资，天宁寺所办僧学堂延至1906年5月9日才正式开学，最初招收僧人60名，分寻常、高等两科教学，两江学务处对该校评价是“查阅章程，具有秩序，良堪嘉悦”，批转扬州知府出示保护。同年，镇江清凉寺住持禀请学部批准，创办僧侣学堂。

相比江浙两省，北京僧人行动迅速，成效更为显著。他们不仅得到了官方一定的支持，而且挟首都之威，试图组织起全国性佛教机关。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记载，1905年北京佛教界就成立了“中国佛教学务总公所”。僧长为光明寺住持东山，发起人有北京寺院多位住持：广善寺达远、广化寺灵山、慈因寺吉安、龙泉寺道兴和观音寺觉先。早在1904年春天，觉先即在日僧渡边信哲等帮助下，赴日本考察游历(肖平著《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一书称近代中国佛教徒的赴日考察，始于1906年湘僧笠云赴日，不确)。觉先看到日本僧人训练有素，深受刺激，“既惭且愤”，“知我国佛教之衰皆由僧人之无学”。他回国后即着手组织，推动在京师成立佛教学务总公所，在各省设立佛教学务公所，由各寺住持公选有德僧人一二人兴办学校事务，并计划设立佛教学堂及贫民工艺院。为联络僧俗两界，他主动提出由官方“选派监督一人主持一切”。总理学务处(时清廷最高学务管理机构)认为这是有利整顿淄流、昌明佛法之举，批准立案，并要求将详细章程妥拟呈阅。1905年11月11日，学务公所开办的初等民小学堂在宣武门内西城根象来街路北某官宅开学，有学生50名，“所有一切学费及学生午饭，均由僧等妥善捐入，概不收取学生资费”。有消息称观音寺为此准备提取寺产公款二万两银，并延聘日本教习。觉先等人原定设立各种学校不分僧俗，一律收纳，但或限于财力，该小学并非为平常人开设，据清末来华日本人观察，类似学校还有佛教小学堂、白云观私立小学堂(道教)，“此等小学校均招收道士、僧侣之徒弟进行教育，并非教育一般人之子弟”。1908年道兴在龙泉寺开办的孤儿院则完全没有僧俗之分。直到民国时期，龙泉孤儿院仍旧存在并发展壮大，由最初收容60名孤儿扩展到有100余名孤儿住院，到1929年累计养育孤儿成人达3000人之多。这些孤儿学会了各种技能，先后出院服务社会。

北京佛教界举动，不仅为各地效仿，甚至直接影响地方佛教学务公所的成立。1905年8月，觉先等人向总理学务处禀请设立“浙江佛教学务公所”，自称“近据浙僧函开，自奉三月初八日上谕(注：保护庙产上谕)，浙中缁流感悟昔日归依日僧之非，并拟仿照京师佛教学务公所章程提倡佛学”，请求批准对佛典有一定研究的日本法政学堂毕业生汪希(原籍浙江)为佛教学务监督，由觉先“随同到浙历游各寺，亲加劝告”。浙江佛教学务公所不在浙江申请立案，却径直在北京禀办，事件背后的因素颇有可玩味之处。解铃还需系铃人，成立公所的申请被批转到浙江巡抚聂仲芳斟酌办理，聂已被之前的中外交涉弄得焦头烂额，不愿再生是非，结果“以寺僧交涉甫经立约了事，未便再生异议，所请设立公所、举充监督一节均毋庸议”。但不久聂氏即被免职，事情得以转机。1906年6月，觉先来到杭州宣传组织佛教学务公所及开办学堂，得到一些寺院住持支持，浙江佛教学务公所得以成立。9月5日，公所图章经过浙江巡抚批准、浙江学务处颁发起用，意味着正式办理佛教事务的开始。次年，学务公所改名浙江僧教育会，设在杭州白衣寺。省会以外也逐渐有佛教学务公所的开设。敬安在1908年办理宁波僧教育会之事，为人称道，但其实早在1906年末，敬安就向宁波知府禀办佛教学务公所成功，“一切办法悉遵京师、杭州总公所章程，因地制宜，变通办理”。学务公所由地方绅士与僧界合办，共同议事，绅正、副监督由官方选派，僧正、副监督则“由僧等投票公举，禀由地方官核定，给谕承充”。公所成立后，逐步兴办普通僧学堂、民僧蒙小学堂。两年后公所改名宁波僧教育会，仍隶属于浙江僧教育总会。除浙江外，远在关外的东北也有佛教学务组织的建立。1906年，奉天锦州府僧众到京师邀请觉先赴沈阳创办佛教学务公所、民僧各小学堂，还计划在财力充足时开办贫民工艺院。年底，以兴隆寺僧明心为首向将军府及提学司申请立案，奉天将军赵尔巽认为这些举动足以“广佛子之慈悲，益国民之知识”。因学部在7月奏准颁布《教育会章程》，官方除指示学务公所应遵照章程改名僧教育会，民僧各小学堂应改名为某寺公立某等小学堂外，准予立案。江苏、安徽两省则成立稍晚。据1907年12月出版上海《图画新闻》报道，江苏僧教育总会经两江总督端方批准立案，并将扬州普通僧学堂改办为“释氏专科学堂”，“注重释学，外加国文等课一二门”。安徽的僧教育会由迎江寺住持月霞发起于1908年发起组织，《时报》在8月14日报道说“闻其内容须设理财、天文、地舆、讲经各项学科，现正厘订会章呈请学司转详立案”。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