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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探讨佛教教育，这个问题呢，其实很早就受到了重视，早在1986年、1992年曾经召开过佛教教育工作会议，这是由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的。两年前，我们在苏州又举行了佛教教育研讨会。时隔不久，今天我们的越南朋友、大德长老，不远万里到苏州来，全国各地著名的专家学者也在百忙中赶到苏州来，还有我们的法师，虽然法务很繁忙，但仍然抽出时间，为佛教教育出谋划策，今天这么多教界、学界以及国际友人能够聚集在一起，对佛教教育进行研讨，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从教界到学界、从国内到国外，都把佛教教育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即佛教教育相当重要的，这是佛教教育能否办好的最重要的动力，也是原始动力。通过将近十八年对佛教教育的探讨，直到今天，虽然没有什么最后的定论，但毫无疑问，这对佛学院的创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讨论的过程中，就如何办好僧教育，众说纷纭，有些观点甚至相互冲突，比如说在办学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社会模式的教育与佛教传统教育、新与旧、信仰与学术研究、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之间的关系……观点多了，有时真让具体办佛学院的人有点无所适从。但我个人认为，所有这些问题能提出来讨论，这本身是件好事，因为至少说明我们大家开始思虑、关注、重视佛教教育，才会出现以上对办僧教育不同的模式和指导思想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有了不同的意见是件好事，因为通过讨论，终归会找到最佳的办僧教育的答案。 办好僧教育的前提是必须明确我们为什么要办僧教育？办僧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用什么标准来检验我们办僧教育是成功的？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僧教育？一句话，办佛教教育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由于时间关系，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很多人把佛教教育当作了静止的形态，而佛教教育本身应该是动态的，它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形式，应是与时俱进。换句话说，它应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有不同的内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地回顾一下僧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内容与表现形式。 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悟之心法，超越名相思惟，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佛陀在《金刚经》中就明确告诉我们，“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为非善取。”正因为如此，佛陀深知他所觉悟之无上甚深微妙法，很难令愚痴、贪爱嗜欲的众生起信修行，因此佛陀悟道后，意欲默然，不为世间说法，在梵天、帝释的再三请求下，决定为苦难众生说法。施设教化，却又非名相不可。佛陀根据众生的根性，开始用语言这一工具，权巧方便，“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一生说法四十五年，讲经三百余会，收录在藏经中的就有万余卷经律论典籍。然而佛所说法正如《圆觉经》所说：“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金刚经》喻之为筏，以之引导芸芸众生领悟佛陀所悟证之方便，佛教称之为“法门”，经中常说有“八万四千法门”。因此佛陀时代僧教育应以四圣谛、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三法印等无量法门为其内容，以对机说法来对治众生不同的烦恼为其形式，其目的是让苦难众生认知人生的苦难以及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佛陀创教的本意是为了解除众生的生病死苦，令众生解脱而已。这就决定了早期佛教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是比较偏重对人生现象的分析，重视对人的解脱的实际追求而不重视对抽象哲学的研究。 龙树菩萨应运而生，他在广学四吠陀、天文、地理、图纬秘藏，及诸道术以及三藏经教各种宗派佛教的理论后，针对当时的时弊，倡导大乘般若性空中道学说，回归佛陀之本怀。从这种意义上说，大乘佛教兴起之时，佛教教育是以般若性空的理论来破除部派佛教诠释繁琐名相的经院学风为其内容，以回归佛陀之本怀--以人为本的教化为其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龙树之大乘般若性空学说是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回归。请注意，我所讲的是重新回归--而不是革新，是回归--重新回归到当初的五蕴皆空这种原始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给了佛教第二次生命，这样呢，佛教才得以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我个人这么认为，若没有龙树，佛教能否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还很难说。 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出现了中观学派、瑜伽行派等各种学派，为了论证现实世界的虚幻性和依持自心自性解脱的可能性，在理论上过多发挥和名言概念的过于繁琐，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有可能导致佛陀创教的根本精神的隐没或丧失。当人们过分专致于理论的探讨和论证时，往往会忘了如何去实际地追求，而佛教的解脱在本质上却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自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国以来，就有译经相伴随。早期来华传教者，也大都有其所宗之经典与所据之理论。到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经论的不断译出，中国僧人开始倾心于对佛理的探究，经论的讲习之风大盛。由于为数众多的佛教经典并不形成于一时一处，且因教化对象的不同而义理互有出入，再加弘传经论的僧人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有专精的经论，因而就逐渐形成了以弘传某部经论为主的不同学派。在义理纷争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判释佛说经教的“判教”。南北朝就有不同的判教学说，所谓“南三北七”，即指南朝有三种，北朝有七种。这一时期，虽有佛教学派林立，但并无佛教宗派出现。直到隋唐时期，国家大一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时期，经济的发展，国势的强盛，文化的繁荣，都可谓空前。中国佛教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也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阶段。佛教各家各派得到了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机会和条件，顺应着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趋势，一些学者在统一南北学风的基础之上，通过“判教”而相继形成了许多各具独特教义、教规和修持方法的中国化佛教宗派，最著名的有八大宗派。八大宗派的建立，是大德们对某一经或论学有所宗的结果，是祖师们接引初学之人的方便，更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然而后来各宗派的继承人鼓吹各自的宗派优越于其它宗派的理论，并执着为最高佛法，因而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分宗判教(例如，天台宗的五时八教，三论宗的二藏三轮，华严宗的五教十宗，等等)，作注写疏，分析法相之名目与数量，并详细规定修行因果阶位之组织与文字章句之解释。把一个完整的佛法节节肢解成各种固定不变的理论，各执一端，津津乐道。致使佛教再一次沦为经师之学、名相训义之学、理论之学，形式极为繁琐。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僧教育的内容是学习八大宗派的理论学说，目的是弘扬光大各自教派，而不是以解脱为目的，这也远离了当初佛教创教之本怀--以经教为方便，以解脱为目的。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