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极端现世主义、以农业宗法社会的道德实践为轴心的价值观念，对佛教出世主义价值观的传布形成最大的障碍，佛教从传入之初起，便主要因其出世主义价值观与中华现世主义、伦理中心价值观的矛盾，受到儒家人士的排击拒斥。为缓和这种冲突，佛教从传入之初起，便一直从俗谛方面随顺、和会中土伦理观念，注意孝顺父母、报国主恩的伦理教化，以佛教五戒和会儒家五常。印度佛教重商、重工巧技术、医方明的思想，因受中华伦理中心、重农轻商传统的影响，未能得到应有的弘扬和实践。而佛教本来从解脱角度发明的心地之学，由于与中华传统性命之学有一定相通点，被儒家从伦理教化的角度吸收，赋予了浓厚的封建性。尽管如此，佛教的价值观念毕竟深刻影响了儒道二教，深化了儒道两家的价值观，使之具有了一定的超越性。

与中华传统的价值观念相比，印度佛学原有的价值观有不少殊胜之处：佛教价值观重商重工，重个人本性根本需求的实现，向内、向前、向上看，而无中华传统价值观重农轻商、向后看、唯以伦理价值为轴心，片面注重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而忽视个人应有、社会应关注的根本权益的弊病，因而更适用于现代社会、未来社会，更有利于现代化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培养，宜于发扬提倡。

三、情感方式

情感包括与占有欲的冲动相联系的情欲、合乎理性的伦理情感——情致及情操三个层次。佛教把印度民族文化精英对“理智的灵魂”的追求之热情发展臻极，力倡以理、以智胜情，超越低劣情欲的冲动，通过深观无我、体证心性，把生命能量转化为摆脱我执的智慧与慈悲。佛学尤一反印度种姓制度的人为界限，高标众生平等，视众生如父母子女，将摆脱了占有欲的慈悲喜舍的神圣感情扩充至无量，发普度一切众生的宏愿，崇尚为救度众生忍受众苦、牺牲自己的勇猛精神。

中华传统的情感方式，受农业宗法社会的制约，只发达了中层次的世俗伦理情感，情感的表达方式被儒教严格限制在三纲五常的规范之内，以血缘亲族关系为中心向外扩散，以孝事父母为本，延及于家族、君王，《礼记》曰：“人道，亲亲也。”这种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亲亲”伦理情感，不离我、我所执，较之佛教等视众生的无缘慈悲，无疑过于狭隘，难免产生亲亲而妨害公众利益、酿成亲族之间及亲族之外的复杂社会矛盾等弊端。当然，中华古代也有“天下为公”的理想，五常中的“仁”可发挥出超越亲亲的博爱思想。正是由于这种相通点，佛教的无我、大慈大悲、舍己利他等思想，才易于被中国人接受，这种超越血缘关系乃至超越人际关系的慈悲情怀，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伦理视野和感情畛域，丰富和深化了民族情感方式的内涵，赋予直到近今的无数中华志士仁人以大公大仁的高尚情操，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当然，佛教在华流传中，也受中华伦理感情的影响，如印度佛典中原为互相怜爱的夫妻关系，译汉时成了“夫视妇”、“妻事夫”(《善生经》)，淡化了丈夫对妻子的义务，以顺应汉地夫为妻纲的不平等观念，使中国佛教在某些方面具有了中国式的封建性。在今天，应剔除此类因方便随俗而有的封建性因素，发扬佛教原有的平等、慈悲、谦和的思想。

四、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包括思维模式与致思途径两个方面。思维模式，指在思维中把握世界的整体联系的定格。印度佛教的思维模式，总的说来是“一心缘起论”，这种思维模式从心解脱的本旨出发，不假设任何心外的实体去追逐求索，而是从现象中概括出的普遍规律缘起法则着眼，把万法看作各种条件、因素互相联系的集合体或系统，此中心识始终起主枢作用，解脱与系缚、生死与涅?、凡与圣、迷与悟，关键唯在我人之一心。如实觉知自心，调御自心，乃根本的觉悟、解脱之道。佛教哲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心性论，皆依缘起法则观察而建立，为一心缘起论的深化。

致思途径，即认识方法，这是佛教智慧之学的根本。佛教主张的认识方法，兼具东西方认识论之长，既重闻思得慧，通过逻辑推理、因明论辩而破除邪见、树立正见，又重超越理性思维、逻辑思辨，通过瑜伽禅定的调心，调动潜在直觉功能，用超越言思的无念心去契证不可能由言思实证的实相。而且，在佛教慧学中，思辨与直觉是统一的，直觉为思辨的必然归宿，思辨为高级直觉的必由之途。

中华儒道等学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以人身小天地类比宇宙大天地的天人合一论，儒家以这种思维模式“明天人分际”，效法天道以立人道，为三纲五常的伦理准则建立理论依据；道教则以这种思维模式探究长生不死、与道合真之道。两家在作理论探讨时，都多用辩证逻辑而少用形式逻辑，多用类比推理及取象的抽象思考，从万象中取某种简单的象数，如阴阳、五行、八卦等，模拟宇宙万物的内在结构，其认识方法可以说是辨证的，取象的、重直觉的。儒家讲“无思无为”，道家讲“涤除玄览”，都懂得用一种超越理性思维的直觉去认识形而上的道。大体而言，中国人不喜欢烦琐精细的逻辑推理，而重在从伦理中心的实用理性主义出发，着眼于以伦理实践为中心的所谓“道之大本”，而且将此道之大本落实于简易的行为法则。正是在重辨证方法、重超越性直觉、重论理实践的共通点上，中国人接受了大乘佛学尤中观之学，并以其高度的辨证思维能力与直觉的悟性，从体用、性相、理事等角度，把印度佛经中蕴含、在印度未能得到应有阐释发挥的佛学最深义理阐发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禅宗，以一种简易的实践法则总摄了印度佛典的精髓，突现出中华思维方式的特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表面上使中国佛学带有中国式的玄学化的色采，骨子里其实更好地总结、发挥了印度佛学的神髓。佛教之学尤华化的佛学，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深化了中华玄学，深深施其影响于儒道二教，促成了宋明理学的孕生和宋元道教的鼎革。然而，因中华本有轻逻辑思辨的思维习惯之障碍，印度佛学发达的逻辑思辨之学未得到应有的阐释发挥，因明学还未被全部介绍进来，便被束之高阁，重精密辨析的法相唯识之学，数传即绝，印度佛教重辩论的学习方法，也未被汉传佛教界普遍采用。尽管如此，佛学推排入微的逻辑思辨，因明之学，条分缕析的思维方法，给中华文化肌体中输入了一种新鲜的血液，对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思维方式，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发扬、发展印度佛学的逻辑思辨、因明之学，对改变民族文化轻逻辑思维的缺陷，提高国人的理论水平，无疑大有裨益。而中国佛教祖师本着民族思维方式之长，所发挥建立的华化佛学，从思维方法看也蕴含着高于西方科学思维方式之点；应予继承发展，不容轻视而唯以印度、XZang佛学为正。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