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弘扬佛教文化之精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根据赵朴初会长指示精神，于今春发起举办《佛教与精神文明》学术笔谈会，得到佛教界与学术界人士的赞同和支持，不少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纷纷赐稿，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经过深思的真知灼见。本刊拟选择若干篇先予刊载，研究所将把笔谈会成果选编成专集，广为流通，以引起教内外人士对这一既具学术性又含现实性的重要问题之重视和研究，促使中国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优良传统，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宗教，作为一种植根于社会文化土壤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其在一定时域中的传布，必然受该时域中传统的、现实的诸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诸文化因素中，宗教之流传及形态，与其传布地区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关系最为密切。

民族文化心理素质，指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在共同的生存条件下和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共同心理特征，它是民族文化在民族成员心理中的凝结积淀，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民族文化心理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惰性，它就象一种遗传因子，积淀在每个民族成员的心理深层，对民族成员及民族群体的文化性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象一个人的性格足以决定他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对于民族的兴衰成败，足以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实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以发扬精华，遗弃糟粕，是传统文化反思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对民族的振兴、两个文明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民族文化心理素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作为长期历史的产物，它既受该民族的生存时空、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的制约，又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且，塑造、陶冶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文化，往往是多层次、多方面、贯串着矛盾运动的复杂动态结构，包括开化与愚昧两种文化的斗争，包括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精英文化”和由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大众文化”的交涉，包括各种文化构成因素的主次、对立、斗争、互补、融合等关系。

在东方佛教文化圈内，因佛教的长期流传，使各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与佛教的关系至为紧密。本文仅就中国汉传佛教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关系，作一粗浅的探讨。

佛教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佛教在中国的弘传而言，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素质，在决定中华民族对佛教的接纳与排拒，及接受佛教的程度、方式上，在中国佛教文化性格的形成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大体而言，佛教在华传布中，一般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从而使中国佛教的文化面貌带有了中国式的特点。第二，就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而言，佛教作为一种长期以来被接受吸收的外来文化，以其崭新的内容补充了中华传统文化之缺欠，影响于中国诸家学说，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渗透了佛教营养的浸润。

民族文化心理素质是由基本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情感方式、思维方式等组成的有机总体结构。佛教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总体结构的诸方面，都有甚深关系。

一、基本人生态度

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是决定一个民族精神与气质的最重要方面。早在佛陀出世之前，印度雅利安民族便已从早期的乐天乐生的人生态度转向对人生价值的反省，以自我解脱世间诸苦而趋归永恒安乐的涅?为人生理想。在这种具有出世主义人生取向的文化氛围中诞生的佛教，也以深刻反省人生价值、如实观察人生诸苦为出发点，以解脱生老病死等诸苦而趋向常乐我净的涅?彼岸为主旨。印度佛教的基本人生态度，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理性的、中道的出世主义。所谓理性的、中道的出世主义，是指不象儿童那样盲目地、自然地、天真地乐天乐生，而是以理性冷静鉴察人生现实，如实审视人生价值，不是回避人性本具永恒幸福的需求与现实生老病死诸苦交攻的生存状况之根本矛盾，而是把这一矛盾的彻底解决奉为人生理应树立的向上追求。这是象佛陀那样的大智慧者、人中圣哲，在禅的澄静观照中，从全宇宙凡圣十重法界的广度和人本性中基本矛盾的深度审视人生，从而确定的基本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虽然以超越现实世间(出世间)为本，却并非片面否定人生，教人一味逃世遁世，而是以中道圆融世间与出世间，不忽视世俗的物质生活和伦理生活之发达，而以破除对假我之执着为根本，一统世俗生活的发达和出世间理想的实现。佛教的这种人生态度，实质上出于对人生的极度珍视和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发挥，是至为严肃认真，又至为积极向上的。佛教强调“人身难得”，“诸佛世尊皆出人中”，教人珍惜人生，以如实智慧为人生司南，争取在短暂的人生旅程中圆成世间、出世间的功果，圆满开发自性，创造最大的人生价值。佛教的这种理性的、中道的人生态度，与盲目达观的自然主义与片面厌世出世的悲观主义人生态度有质的不同，与纵欲主义和苦行主义更是南辕北辙。

与印度佛教的人生态度不同，中华民族传统的基本人生态度，以实用主义的乐生、贵生为特点，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道教《太平经》的“重生”，集中表现出中华民族极端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持这种人生态度的中国人，习惯于从功利的、审美的角度看待生活，把全部的关怀都倾注于现实利益的获取，对外则通过艰苦的生产斗争以从自然界获得生存权利，对内则通过“克己复礼”——一种伦理意义上的禁欲以获得社会群体中的生存地位及社会成员间的和谐稳定，并以审美的态度看待这种世俗利益的获取，在田园之乐和天伦之乐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中华先民虽相信人死魂归泰山，却不愿多考虑死后的生活，认为现世比死后要重要得多；虽然有其对人生的理性认识，却缺乏对人生价值的深刻反省，无视人生的苦难和缺憾，缺乏印度人那种自我解脱诸苦而永享安乐的追求。中华先民传统的美丽理想“长生久视”，更深刻地反映出对人生的挚爱。中华先民亦自有其关于人生价值的理性审视，这种理性审视，一般认为以《中庸》中的“赞天地之化育”一语来概括，最为确当。赞天地之化育是一种作为客体的参与态度——认为人在天地中有其不容自卑的位置，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应明白自己的地位，尽其天职，参与天地化育万物的活动。然这种活动被牢牢限制在天地人的大系统中，人应取法于天地之道，以取得人与天地、人与人的和谐，而所谓的“法天地之道以立人极”，主要是指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三纲五常等政治伦理法则。中华民族的这种人生观念，是一种实用理性主义，其眼界不出小天地的范围，其着眼点不出于现实生活的安乐及天地人的和谐。这种人生态度虽然也是极端珍视人生的、积极的，然与佛教的人生态度相比，目光显然过于短浅，对世俗的五欲之乐显然过于执着，缺乏从更深广的角度对人生的反省和自我认识，对人本性的圆满开发缺乏足够的重视。中华民族的这种人生态度，实际上以农业宗法社会中农民的人生态度为基点，带有农民思想的弱点——庸俗性、保守性、浅薄性。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