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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笔者绝非说现代宗教的官僚化或商业化是什么正常的现象，只是认为这与印度宗教被种姓化、古代中国宗教被宗法化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当然，也并不否认个别赞同人间佛教的教团中也存在受官僚化或商业化影响的问题，但该批评什么就尽可批评什么。不必在对西方宗教学理论尚未消化吸收之时，就急于套用并推论；也应当进一步深入了解宗教界内情，而少一些揣测。 【注 释】 [1]赵朴初《中国佛教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2]本文系江南大学人文社科预研基金项目前期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4WYY002。 [3]太虚《行为主义之佛乘》，《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善导寺印本。 [4]江灿腾《从“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1992版。 [5]瞿海源《台湾新兴宗教信徒之态度与行为特征》，《第三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2007。 [6]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76—177页，伦敦对照出版社，1985年英文版。 [7]参见何建明《人间佛教与现代港澳佛教?前言》第1页，香港新新出版公司，2006年版。 [8]邓子美《超越与顺应：现代宗教社会学观照下的佛教》第1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9]古格鲁《人间佛教对社会福利的贡献：综观星云大师在解行上的诠释》，《普门学报》第3期第56、57页，2000年5月。 [10]孙尚扬《宗教社会学》第147页。 [11]参见慈林《当代佛教教育略议》，《法音》2006年第11期。 [12]斯达克《信仰的法则》第74—7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斯达克《信仰的法则》第77—89页。 [14]参见托马斯?奥戴《宗教社会学》第139—1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5]斯达克《信仰的法则》第73页。 [16][17]关于此点，参见笔者另文《超越与无我：质疑涂尔干之“神圣”与“世俗”两极对立》，《第三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2007。 [18]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第1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奥戴《宗教社会学》第165页。 [20]孙尚扬《宗教社会学》第129—1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1]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第200—20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孙尚扬《宗教社会学》第1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3]参见江灿腾《关于台湾宗教学界“神圣性”议题迷思的批判》，《台湾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反思》第361页，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版。 [24]释印顺《人间佛教绪言》，《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佛在人间》，印顺文教基金会电子版。 [25]江灿腾《台湾当代佛教》第9页，南天书局1997年版。 [26]周贵华《释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略述》，《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研讨会论文汇编》，上海玉佛寺编印，2006。 [27]宗教社会学术语，既指对宗教的虔诚程度，也指为此付出的代价等。参见《信仰的法则》第53、61页。 [28]斯达克《信仰的法则》第46页。 [29]贝格尔《神圣的帷幕》第153页。（信息来源：摘自《法音》） 编辑：明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