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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的普陀山，位于浙江定海县东海中的舟山群岛，四面环海，山中岩峰洞窟天然形成，玲珑耸峭，奇险诡幻，不一而足。海潮声与山中寺院梵音交相和鸣，构成一幅海天佛国的奇境。现有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等三大寺，僧侣二千余人。 台湾的佛教圣地佛光山，位于高雄大树乡，创建于一九六七年，占地五十甲的荒山野地，开辟成一山五岭的人间净土。依山傍水的佛光山，满山遍植扶疏花木，三十年来，提供给全世界大众一处身心休憩的清净圣地。 此外，韩国的通度寺、海印寺、松广寺，泰国的法身寺、澳洲的中天寺、美国的鹿野苑等，也都建在广大的丛林绿荫中。 佛教历史上许多高僧大德在胼手胝足开山建寺中，同时也把荒山秃岭植上各种树木，成为绿荫蔽天，青翠蓊郁的森林，造福国家社会。 佛教对森林的贡献 森林是人类极其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森林。史前时期的人类，曾全面依赖森林维生。森林能够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佛教对森林的贡献，可以从佛经中得到印证。如《阿弥陀经》中的七宝行树，呈现的是一处清凉苍郁的森林景致，而阿弥陀佛俨然就是一位森林的保育专家。过去中国的佛教寺院，就已知道森林与水土保持之间的关系。在唐代，泗州(今安徽省泗县)年年都有水害，开元寺高僧明远法师与郡守苏遇等谋划在沙湖西隙地创避水僧坊，种植松、杉、楠、桧等一万株，消除水患，造福百姓；唐代百丈禅师在江西百丈山垦山辟田，自立禅院，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说明垦山辟田即是佛法大义；他的学生，开创黄檗山的希运禅师也是植树栽松，勤于作务；后唐象山县蓬莱山寿圣禅院住持永净法师，曾经开田三百亩，植松十万余株，对地方的水土保持贡献很大。 唐代南岳玄泰上座，尝以衡山多被山民斩木烧山种田，危害甚钜，于是作<畲山谣>，远近传播，上达于朝廷，而使皇帝下诏禁止。其<畲山谣>曰： 畲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鹤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崖出，芝术失根茅草肥。年年斫罢仍栽锄，千秋终是难复初。又道今年种不多，来年更斫当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 唐代景岑和尚住在湖南长沙山，因山中松竹常遭人破坏，而作了一首<诫人斫松竹偈>，以保护山林。偈云： 千年竹，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 为报四方玄学者，动手无非触祖公。 自古以来，僧侣植树、护林的善举不胜枚举。然而，又有多少人意识到生态破坏对人类直接影响的重要性？从古至今，对森林的滥砍滥伐，烧毁破坏的例子屡见不鲜，如三国时代陶逊营烧七百里，严重破坏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工业技术的提高，对物质欲望的膨胀，森林资源遭到空前的掠夺，据美资料显示，自从一九七○至一九九五年，这二十五年之间，世界上有将近三百六十五万平方公里的森林植物被砍伐，上千种动植物已经在地球上消失。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有识之士开始对工业文明以来所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行深刻的反省。“生态伦理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生态伦理学以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关系为研究对象，认为人应该对自然讲道德，也就是生态道德。 佛教教义与佛教森林生态观中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如“不杀生”、“不偷盗”，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态伦理，“不杀生”，就是不侵犯他人的生命，然而浪费时间、破坏物资，也是杀生，因为生命是时间的累积，所以浪费时间如同浪费生命；相同地，随意的破坏生态环境也是杀生，因为人类所制造出的废气，需要森林所散发出来的空气净化。再者，“不偷盗”，凡将他人的东西，私自据为己有，就是犯了盗戒。如一九九六年的贺伯台风过境，与一九九七年的温妮台风，造成台湾南投县的山崩与林肯大郡的倒塌，许多人被活生生的掩埋。像嘉义县阿里山的土石崩塌，就是因为部份的人贪图己利，将公有的山坡地据为己有，滥砍原有的树林，栽种与己有利之物而破坏森林生态的自然性。假如社会大众能重视森林具有保育土壤的价值，今天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佛教与森林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堪称生态伦理的楷模。在现代文明中迷失的人们，不能不赞叹源远流长的佛教森林意识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令人遗憾的是，泰戈尔在二十世纪初就倡导的“森林文明”，并未引起世人的足够重视，反而被视为对接受西方文明的阻碍。当人类将要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真诚的期望，随着佛法的弘扬，佛教的森林意识和生态意识将会唤醒依然沈溺于人类自我中心，漠视生态伦理的人们。（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编辑：明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