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与佛教的不解之缘
　　南唐后主李煜用他的词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同时也为自己编造了一个苦苦寻求灵魂的精神世界。因而每阅读一遍李煜的词，都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宗教(考虑到五代十国佛教兴盛的缘故，本文主要从佛教的角度来探讨和论述)。
　　的确，如同死亡和爱情题材一样，宗教也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但是文学和宗教的联系，却远远不止于在内容上选取宗教题材，而在于一种深刻的内在契合。正是在对人类、对宇宙的终极关切上，在探讨生命的永恒与自由时，文学艺术与宗教找到了共同点。本文所讨论的李煜与佛教的不解之缘以及李煜词的佛教色彩，便是一种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灵魂，执着于探索生命的永恒与自由的人生态度。也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使得李煜词在中国古代诗词中享有独特的价值。
　　本文主要从悲剧人生、佛教人生和文学创作三大方面对李煜与佛教的不解之缘进行探讨和论述。
　　一、悲剧人生
　　伤心秋月与春花，独自凭栏度岁华。
　　便作词人秦柳上，如何偏属帝王家
　　——谭莹
　　李煜，字重光，初名从嘉，南唐后主，生于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农历七月初七，卒于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七夕，享年42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人生遭遇经历了由王子、君王到臣虏的巨大反差。他享受过人生尊荣华贵的极至，也经历了悲哀凄惨的极点。
　　李煜做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是中主李王景的第六子，按常理，轮不到他做皇帝。他又生就一副帝王之相，为此颇遭长兄的猜忌。为避祸事，他隐居于庐山，钟情于自然适意的山林生活，倾心邀游于“一棹春风一叶舟”、“万顷波中得自由”的无拘无束天地。可李煜偏偏做了皇帝。他23岁那年，太子弘冀去世，几位兄长也相继因病早卒，李煜自然继承了王位。如果说李煜不想当皇帝，那也不大符合历史事实。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理想始终是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目标。李煜作为一位饱读圣贤书的文人，自然不会例外。但李煜又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而且过早地目睹和亲历了帝王家为权力而展开的猜忌、争夺和仇杀，更何况当时的南唐已处于风雨飘摇的末季，李煜深深明白这样一位乱世弱主不好当也当不好。因此，多愁善感的艺术家与崇尚权术的政治家之间，渴望自由的纯情的艺术天才与苟延残喘的末代国君之间，形成了极大的矛盾，也为他的人生诸方面带来了困扰。
　　李煜的生活是二元的，他一方面享受着富贵荣华，另一方面又经历着世事的沧桑忧患。忧伤苦恨的身心体验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一旦践登帝位，不仅隐逸自在的生活成为泡影，还得背负沉重的有国者之忧，遭遇与亲爱之人的生离死别，特别是当他沦为囚徒后，生活一下子把他由“天堂”抛到了“地狱”。种种残酷的现实最终导致了李煜的人生悲剧。而这悲剧恰好为他与佛结缘及文学创作奠定了基调。
　　试想一下吧，当一个人承受了太多的痛苦而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排遣的时候，他会怎么做？不错，他就会转向精神层面寻求自我解脱。此时，宗教的力量往往特别具有吸引力。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佛教盛行，恰好为李煜从精神层面上寻求解脱带来了契机。所以李煜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自己的佛教旅程。
　　二、佛教人生
　　可以说，李煜是唐五代最杰出的一位帝王词人，同时又是一个极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从幼年时代起，就生活在一个信奉佛教的帝王之家，深受佛教的熏陶和浸润，佛教对其人生思想和文学创作也因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和作用。本
　　文主要从以下三点对李煜的佛教人生进行论述。
　　（一）名号中的佛教意味
　　南唐后主李煜的信佛佞佛,首先从他的名号中即可得到鲜明的体认。
　　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有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白莲居士等号。这些名号既见于史书的记载之中，也留存于后主的丹青题壁之上。
　　名号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但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意味却是不容忽视的。从以上名号中，我们不难窥见李后主的厌世心理及其中所折射的佛教思想。以“隐士”、“隐者”为号，说明他向往隐士的生活，透露出他对现实的厌倦情绪。至于“居士”之号，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指处士，古代对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的称呼；一为佛教名词，意译为“家主”。李后主以“居士”为号，主要取佛教之义，这从他号“白莲居士”、“莲峰居士”即可看出。白莲、莲峰，指代佛教中的莲社、莲宗。可见，李后主号“白莲居士”、“莲峰居士”，乃是自觉以佛教信徒而自居的。
　　（二）信佛的家族
　　李煜出生于一个酷好浮屠的帝王之家。南唐烈祖李昪、中主李璟皆崇奉佛教，这对李煜的佛教信仰也就产生了深远而强烈的影响。
　　据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33《南唐列传》记载：“僧休复，北海王氏子也，幼出家，十九纳戒，烈祖创清凉道场，延居之。”可见李昪于建国后，在建造佛寺、招延僧侣、写经译经、推广佛教诸方面都付出了较大的精力和物力。
　　中主李璟也继承了其父的佛教信仰。据《十国春秋》卷33《南唐列传》记载：“僧文益，余杭鲁氏子也。……元宗重其人，延住报恩院，赐号净慧禅师。保大末，政乱国危，上下不以为意，文益因观牡丹，献偈以讽曰：‘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何须待零落，然后知始空!’元宗颇悟其意。交泰元年得疾，元宗亲加礼问。”
　　（三）沉溺于礼佛的皇帝
　　在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家为正统，并十分重视显示人生和社会责任的中国社会里，出家离世本就不易办到，对于受儒家浸淫甚深并拥有特殊身份的李煜来说，那种抛弃社会、家族的思想行为更是不可设想的，而居士佛教的存在则为李煜的佛教信仰开了方便之门。
　　李煜的奉佛举措在各史书及诸多佛教典籍中均有记载，例如：
　　“后主天资纯孝，……然酷好浮屠，崇塔庙，度僧尼不可胜数。罢朝辄造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颇废政事。”(陆游《南唐书》卷三)
　　“(后主)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为僧。都城至万僧。……”(陆游《南唐书》卷十八、马令《南唐书》卷三十六有相关记载)
　　就所得资料统计，李煜的奉佛活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第一，为表示对佛教的支持，在京城内外敕建了许多寺庙，又于寺内广造佛像，出金募民为僧；第二，为宣传佛法，多次延请各方高僧于宫中、寺院讲法并设法会、斋会；第三，依赖其特殊地位，与清凉文益禅师法嗣——清凉泰钦法禅师、钟山章义院道钦禅师、报恩院法安慧济禅师、匡逸禅师、净德院志筠达观禅师等建立起密切关系，给予优厚的待遇。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