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7)北平(今河北满城一带)人吴祚立沙门为天子,聚千人造反;后赵建武三年(337)安定(今甘肃泾川)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聚众称帝。北朝乱世,不法沙门造反者,如张翘、司马百年、昙标、法秀、司马惠、刘惠汪、刘光秀、刘僧绍等,不胜枚举。其最著者为北魏宣武帝时冀北沙门法庆,他自命“新佛”,创“大乘教”,力倡杀人,谓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 法庆自称“新佛”,当是利用佛经中“弥勒下生成佛”说在社会上的广大影响,迎合民众不满现实,渴望像弥勒那样的救世主降临的社会心理,自称弥勒以煽惑民众,起事造反。此后,假弥勒降世为旗号起事者此灭彼兴,如北魏五城郡胡人冯宜却、贺悦回城,隋代唐县人宋子贤、扶风沙门向海明,唐贝州王怀古、怀州沙门高昙晟、四川万年县女子刘凝静、延州白铁余等,皆假称弥勒造反。 宋代以降,附佛外道更为活跃。如宋金元之白莲教、毗卢教、糠禅、香会,明清之罗祖教、闻香教、斋教、黄天教、大乘教、圆顿教、青帮,近代人之同善社、先天教、灯花教、归根道,一贯道等,其名目流派愈演愈繁,势力愈来愈大。在有些地区其教势远远超过正统佛教,如明万历十四年(1586),憨山大师到山东崂山一带时,发现当地人已不知有佛教,多信奉罗祖教。由于历代朝廷严禁,附佛外道与其它类似道门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至民国肇兴,政府失驭,乃得公开活动,泛滥成灾。 解放初,人民政府对会道门严加取缔,附佛外道一时销声匿迹。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借助于宗教的复兴和风行全国的气功热潮,附佛外道又乘势而起,如大多数气功门派都争相与佛教拉上关系,有的甚至以正宗佛法或最高佛法自居,其中以法轮功最为典型。此外还有从境外传入的,如卢胜彦的灵仙真佛宗,清海的观音法门等。 二、附佛外道产生的原因及其特征 产生附佛外道的因素很多。从认识根源来说,佛法义理深邃,法门广大,名相繁多且艰涩,穷其一生也不易认识和掌握,真能大彻大悟、亲证佛法真谛的更若凤毛鳞角。认识易出偏差,而且不能根据时代和众生的根机准确而灵活地运用佛法;或因修行不如法,走火入魔;或我慢山高,不满于文化压制,欲标新立异;而大多数民众有渴望佛菩萨救度解脱苦难、改变人间黑暗的需求,其信仰往往虔诚热切,但对佛法不求甚解,不能明辨佛法真伪。这些都是滋生附佛外道的认识根源。从社会根源来说,佛教是国家和民众认同的一大宗教,体系庞大,在社会和民众中有着巨大的影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在佛教界,佛教讲慈悲,讲自修自悟,自业自受,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真能与形形色色的附佛外道论争、抵制、批判者不多。而许多附佛外道或邪教正是抓住了佛教的这些特点,大肆利用,乐得鱼目混珠,乘势发展。 附佛外道有两大来源,一是产生于佛教内部,多表现为学理上和行为上的异端,影响大的可造成佛教的混乱、分裂和严重异化;二是产生于佛教外部,如形形色色的气功门派、民间宗教等,或附庸风雅,以求得生存空间;或恶意歪曲利用,以至喧宾夺主。这两类附佛外道虽然都受到正宗佛教的排斥,但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地域环境下,都可能形成一定的规模,或秘密结社,或公开发展。随着社会的民主化,政治力量对附佛外道的压力越来越小,附佛外道公开自由地发展,将有可能升格为合法的新宗教,与佛教新派相混。在日本和南韩,新兴宗教层出不穷,数以百计,其中便不乏实际背离佛陀正法的附佛外道。这已成为现代宗教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佛教界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