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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不管这些，一个劲地往馆里钻。这其中还有许多趣事，现在没有时间，我会慢慢地加进来。总之我读得越多，一种觉醒的念头便一日日地成长起来。对人生如梦的感受越来越强烈，但是它所导致的并不是负面的效应，而是更为强烈的一种将每分每秒发挥到极限的信念。也就是日本人对樱花的态度。在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中引了一首镰仓时代小诗：“弓折矢已尽，大难临头时，无报懦夫志，射敌不为迟。”对待生存实在是要拿出这种决心的。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对我有影响的文艺作品包括：波兰斯基的电影《苦月亮》，杜拉斯的《情人》，张爱玲的《半生缘》，日本的俳句，唐宋的诗词，李敖的《我将归来开放》，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基斯洛夫斯基的《红》，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香港的影片《客途秋恨》等等。（现在想起来，当时是因为接受了胡适的说法“识得人生如梦,但是只有这么一个做梦的机会，何不做一个轰轰烈烈的梦？”对于这段话的看法，我在以后当然又有了改变。） 1997年我在北大门口的风入松书店里看完了吴咏慧的《哈佛琐记》，对这种自由的学术气氛很是向往。但是现在想起来，考研实在是个错误，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一想起政治这种无聊的考试就恶心。我发现正规的学科如政治、哲学等都被我国的无聊教育体制搞臭了，一些人想必至死都会对这两门学科抱有偏见。我虽然专业课考了第一，但是政治却没过。要不是为了北大图书馆，我才不会这样做。因此就被研究生院拒之门外。从此我对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彻底地失去了信心。我知道有一天我终于还会重返校门，但不会是在中国了（后来终于去了耶鲁）。我想起当年梁漱溟欲进北大而不得，但是蔡元培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他说：“既然他考不进我们北大，那么我们就聘他做教授吧。”这最后一句话想必会让今日在各个层次混饭吃的教育官员气得吐血。今日又哪里去找这样的度量呢？（后来我想，这句话对我来说就可以改成，既然去不了北大，就去耶鲁吧。） 面对虚伪的学术，我无话可说，愤而去找了个工作，在中国国际展览公司当了一个项目经理。可笑的是白天我干着和自己的兴趣毫不相干的事，和同事说着不痛不痒的话，晚上却还要研究学术欣赏文艺。这真是一段灵肉分离的日子。同时我还在翻译一本书，所以真的是孤独而又苦闷的日子。不过这段经历让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事业也许和人文学科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上天让我随时俗而沉浮，而我却把它预设的道路扳了回来，毅然走自己的路。（可见我写的《精神家园与世俗生活》） 现在（2000年）我坐在租来的房子里，每天听着城市的喧嚣，觉得无常才是世界的常态。我在国家图书馆办了四个证，在 2000万册图书，2万张唱片，1万盘录像带和VCD中不断地锤炼自己的艺术修养。胡适曾经说“福不唐捐”，今日的努力必定会在后日发扬光大。也许就像李敖的诗句所说：“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当百花凋谢的日子，我将归来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