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深受佛教慈悲护生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许多佛教徒甚至不少非佛教徒都在不同程度上践行了不杀生，放生、素食的理念，在动物保护的实践上远远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今天，在中国动物保护意识逐渐兴起，然而动物遭受严重虐待的局面却依然十分严重，动物保护的宣传还受到许多人怀疑，动物保护立法一时不能实现。在此情况下，多多了解和介绍中国古人是如何接受来自印度的佛教慈悲护生理念，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今天中国动保志愿者和动保NGO与佛教徒是救助动物两支最重要的力量，但是很可惜他们之间合作却不多。原因是佛教徒救助生命的最重要的形式——放生，今天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反而变成了动物迫害的市场拉动，有可能走向慈悲护生的反面。对此，佛子们需要回归到放生的真正意义所在：救护生命。随顺今天的具体因缘，真正回到佛教慈悲护生的精神实质上，更加如法合理地放生，善巧方便地以各种形式开展救护生命的活动，这样可以实现佛教护生与源于现代西方动物保护运动的合流。而动保志愿者和NGO也可以从佛教徒慈悲护生的宗教热诚中获益良多。

动物保护必须要本土化

现在中国动物保护的基本理念和运作模式，主要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这种模式比较适应现代生活，注重法律制度的改进，注重利用社会运动，利用NGO组织。但是，由于其发源于西方社会，所使用的概念体系和论述话语，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国人接受起来多少有些障碍，而且在动物保护方面也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我认为中国动物保护下一步考虑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在努力传播西方现代动物保护的理念和运作模式的同时，努力挖掘动物保护的本土文化资源，让动物保护在本土落地生根。对儒释道动物保护的理念和实践传统的研究和爬梳是第一步。

动物保护亟需整合力量

实际上，中国大陆关心动物保护的人也并不少，但是很可惜，各方面的力量整合不够，各自为战，资源浪费严重。比如，学者与动保NGO缺乏沟通交流，许多问题学术界已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是，第一线的动保人士不知道，而学者往往写了书、写了文章之后也很少关心有没有得到传播，落实。而动保第一线遇到的新问题，其实也是学术研究的好材料，学者也错过了深入的好机会。不同动保组织间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经验分享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动保界和关心护生的宗教界（主要是佛教界）虽然基本理念和目标非常接近，虽然许多动保人士和NGO组织中的骨干都是佛教徒，但是在组织层面却很少合作。动物保护的不同理念、模式的交流也不够。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大陆动保的发展，亟需深入交流，加强整合。

【蒋劲松，科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1980年，福建福安赛岐镇，杨厝生产队。一牧童对一条公牛说：“你明天就要卖给屠户了。”牛当即流泪跪下。牧童惊讶，告诉父母及当地干部群众，大家一齐来观看，牛就向大家跪求，人们动了恻隐之心，集资400余，250元作价给牛主，余款同牛送宁德支提寺放生。牛进寺后，喜欢听经礼佛。由于此事传遍一方，当地善信来寺看它时顺便放一点功德钱，牛总是跪地叩谢。1993年农历10月13日，自己慢步至旷野卧倒，半日后命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