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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是西北印度优禅尼人，博通三藏，究明大乘妙理。南朝梁代中大同元年（五四六）携经典抵中国南海，见重于南朝梁武帝。侯景之乱后，虽辗转流落各地，却仍译经不辍，所译经论近三百卷。尤其他生逢乱世，译经过程倍尝艰苦，几至于千生万死，饮食艰难，生命危殆，却仍致力于义理的阐明。他的学识之广博与译经之卓越，比之于南北朝的鸠摩罗什，以及后期的玄奘、不空、义净，同为我国译经史的泰斗，诚乃实至名归。 从佛教东传中国五百年间，经典的翻译对中华文化有著极为巨大的影响。例如，佛教输入，梵文也跟著而来，我国高僧仿造字母应用，所以唐朝僧人守温制作了“见溪群疑”等三十六个字母；今日国语注音符号，即增损此三十六个字母而成。 此外，梁启超先生说，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我国文学中亦增加了三万五千字以上的新兴名词；又说我国近代的纯文学若小说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胡适之先生则说：佛教的译经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造成一种白话的文体，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见《胡适文存》）。甚至国学大师钱穆博士更明白指出：《六祖坛经》是复兴中华文化九种必读的经书之一（见钱穆博士在台北公开讲演）。 佛经的翻译，对文学乃至建筑、塑铸、雕刻、图画、音乐、印刷、戏剧等中华文化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魏晋时期除了译经事业蓬勃发展，缔造译经盛世外，也有不少重要的佛教著述问世，例如公元四○四年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同年道生作《百论序》，四二八年道生提倡《阐提成佛说》，四一○年僧肇著《不真空论》、《肇论》，三六四年道安编著《综理众经目录》等，都是与译经时代的译著，相互辉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译经最兴盛的时期，当然译经事业并未到此停止，随著以后隋唐盛世的到来，继有地婆诃罗译出《佛顶最胜陀罗尼经》，菩提流志译《宝雨经》，义净与实叉难陀合译《华严经》，善无畏与一行合译《大日经》，不空三藏所译的密教经典，如《金刚顶经》、《宿曜经》、《大虚空藏菩萨所问经》，以及唐玄奘所译的《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俱舍论》、《显扬圣教论》等。玄奘大师一生所译的经典总计一千多卷，其与不空、真谛、鸠摩罗什，再加义净等，成为五大译经家，他们对佛教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综观中国佛教发展二千年的历史，应以纪元元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五百年间是为佛教译经事业的高峰，加之后来历朝历代许多高僧大德的艰苦卓绝，孜孜矻矻于经典的翻译，才有后来的“八宗弘扬”时期。 甚至，因为有前面的古德取经、译经之基础，因此才有今日之各种版本的大藏经问世，例如： 《开宝藏》：宋太祖敕令高品、张从信至成都开雕，为我国第一部大藏经。 《契丹藏》：契丹兴宗时敕命在南京开雕。 《万寿藏》：由福州东禅寺住持冲真等人所募刻。 《毗卢藏》：宋徽宗政和二年，由本明、本悟、行崇、法超、帷冲、了一等人募刻开雕。 《碛砂藏》：南宋理宗时，由赵安国、法音等发起，于平江府（江苏吴县）碛砂延圣院开雕之私版大藏经。 《高丽藏》：朝鲜高丽王朝所开版。 《普宁藏》：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浙江余杭南山普宁寺道安、如一等募刻。 《弘法藏》：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敕令于北平弘法寺开雕。 《武林藏》：明世宗嘉靖年间刻于浙江武林昭庆寺之大藏经。 《嘉兴藏》：由密藏道开等发愿，于万历末年在嘉禾楞严寺所刻之私版。 《龙藏》：清世宗雍正十三年敕令于北京开雕。 《频伽藏》：清宣统三年上海频伽精舍用活字排印之大藏经。 《中华大藏经》：民国四十五年，为屈映光与赵恒惕等人筹组之“修订中华大藏经会”所倡印。 《天海版》：日本江户宽永寺之开山天海发愿刻印。 《铁眼藏》：日本黄檗宗铁眼道光所开版之大藏经。 《卍字正续藏经》：日本明治三十五年，京都藏经书院以僧忍澄校订之黄檗本。 《大正藏经》：日本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九年，由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人成立之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辑出版。 《佛光大藏经》：佛光山将经典各种版本重新予以考订、校正，并加新式标点、注解、题解，所编纂出的一部人人适用之现代佛教大藏经。 总之，观古惜今，追忆古德译经的辛苦，竹简心血，今人岂能不虔诚恭谨的阅藏读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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