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不论南传还是藏传，只要有善巧方便，我们都要本着开放的胸怀，去学习，去吸收。同时也要珍视自家宝藏，毕竟，汉传佛教生于斯，长于斯，更能契合汉地大众的需求。

记者：开放的胸襟与充分自肯基础上的吸收包容，一直是华夏文明的特点。今天您在和大安法师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安法师提出弘法不能靠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要靠一个僧团，而您把它又上升到了佛法弘扬应该组织化的高度上。学生曾在看过您在香港一个佛教研讨会上的演讲稿，其中特别强调了僧团建设和僧才培养。多年来，您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再加上多年弘法实践，您认为理想的组织化弘法应该是什么样的？要通过什么方式一步步构建这种理想中的组织？

法师：这个问题，确实是我近年来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的。“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时，我提交了《一个根本，三大要领》，就是对这些思考的总结。

一个根本，就是佛法修学体系的建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建设适合当代的修学体系，让大家在短时间内知道佛法有哪些要领，要遵循哪些次第。其实，佛教的核心问题就是修学，一旦修学走上正规，现有的很多问题就不药而愈了。否则，即使是以正确的发心来学佛，来出家，也很难长久保持这份初心。如果不能从修行中获得力量，我们又靠什么来抵挡诱惑、抵挡凡夫心的攻击？

三大要领，即佛教教育制度、僧团管理制度和弘法布教制度的建设。目前，佛教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目标不明确。相应的，采取的方法也比较模糊。从各佛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很难看出教学思路是什么，培养方向是什么。学生们在佛学院学了几年，除了知道一堆各宗各派的知识，并没有多少真实受用。如果在僧格教育等方面抓得不紧，甚至会造成信心道念的退失。

至于僧团管理制度的建设，则是为了保障佛教的健康发展。一个团体的健康，主要取决于个体和机制两方面。就像一台机器，零件合格，装配准确，才能正常运转。在佛陀制订的戒律中，对僧众的个人行为和僧团的集体生活都作了详细规范。既有不该做的部分，为止持；也有必须做的部分，为作持。倘能按照戒律规范行持，于个人，能够造就完善的僧格，具备如法的行仪；于僧团，则能建立和合的氛围，成为修行的道场。遗憾的是，戒律的这套规范已经很少有人在实践，甚至了解的都不多。所以，这两年我也把戒律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在讲，并出版了“以戒为师系列丛书”和相关的影音资料。

此外，就是弘法布教制度的建设。在这方面，基督教是一个成功典范。他们虽然教义简单，但推广力度很强，有一套组织严谨而操作性极强的体制。所以能像开连锁店那样，不断在各地复制出教团组织。而佛教在弘法方面往往过于随意，尤其是面对广大的潜在信众时，缺乏主动接引的热情，更鲜有以弘法为使命的担当精神，这是我们作为大乘佛子特别应当反省的。

佛法教义复杂，法门众多，这就需要我们以现代人容易接受的语言和表现方法将之落到地面，走进人间。否则，再好的法也很难产生作用。这项工作是长期的，需要尽未来际去做，更需要大众参与。仅仅靠几个人，几个团体，是无法满足大众需求的。所以，我提倡的是“弘扬佛法，人人有责”。当然，这不是说让每个人都去说法，都去引导大众修行。而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参与，或是和人分享自己的修学心得，或是向人推荐适合的佛教读物，或是参与寺院的弘法活动，或是加入佛法书刊的助印和流通。只要有心去做，总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记者：关于对基督教组织模式的借鉴，学生有一种疑虑，毕竟它的教义是心外求法的，所以那种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能使梵 帝冈的指令很高效地传递到世界各地，而佛教人人本具佛性的教义和这种组织构架是比较难于兼容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法师：基督教和佛教在教义上确有很大区别，但这种区别和教化模式没有直接关系。从佛教传统来看，比较强调个性化教育，由某位师父带领几个或一批弟子修行。这种方式固然能达到应机设教的效果，对个体来说更为理想。但就教界目前现状和信众需求来看，这种师徒相授的方式显然是杯水车薪，供不应求的。这就必须找到佛法修学的共性，建立一套于大众普遍有效，且容易复制的教学模式。惟有这样，才能使教界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多作用，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信众需求。

我觉得，选择什么方法，一方面是取决于方法本身的效果，一方面还要取决于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如果说佛教传统的教育方式更像手工作坊的话，基督教所采取的布教模式就是现代的机械化生产，从产量来说，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信众群体日益扩大，而能够引导大众的善知识却寥寥无几，如果不选择机械化生产，很多人可能就没机会得到有效的修学引导。所以说，建设一套行之有效的大众教育模式，也是教界的当务之急。

记者：再次感谢济群法师百忙中接受采访，祝法师在东林寺期间愉快，也希望您以后能常来东林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