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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僧官，称谓杂多，名号各异，有僧正、副僧正、都僧正、僧判、十寺僧正、僧统、僧录、山门僧守等职称。一般说来，州县设僧正司，以僧正为首。在州县之外．佛刹广集的天下名山也设有僧正一职，管理一山的教团，其权责更胜于住持。例如五台山当时便设有僧正．深受宋代皇室的重视。 唐末禅宗兴起后．便以住持主管寺院。过去以三纲管理寺院时，凡遇重大寺务，必由三纲共同协议。宋代以来，各寺渐废三纲而置住持，寺务往往由住持选任的幕僚分担．因此寺院僧职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唐朝创行“试经剃度”的制度，宋代进而以试经的方式来选补僧官，考试程序比照科举制度进行。据《旧五代史》卷四十七载，报考僧官的资格，必须法腊四十，夏安居二十度以上。设置七科考试，分别是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和声赞科。考试的时候，就和现在的联考制度一样，试场是要隔离起来的．试卷上的姓名也要用浆糊密封起来。除了用试经办法外，南宋时也经常采用“期集”的方式来选拔僧官，这是透过诸山名僧经由众议评定的旧译制度．但要送交中书或尚书等中央机构审核批准，才算生效。 明清的僧录司与僧纲司 明太祖朱元璋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政策．建立一套严密而纲目齐备的僧官网络．明确厘定各级僧官的品阶俸禄，将僧官完全划入政府官员的体系之中．这是明代僧官制度的最大特色，也是历代以来僧官机构最大的特色。 早年出身于皇觉寺的明太祖．为强化对寺院僧尼的管制．最先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在金陵天界寺设置”善世院”，统管全国僧尼寺院．但在洪武四年废止．而把统理天下僧尼的职权并归祠部管辖。洪武十五年，太祖又另行制定一套新的僧官制度，在京都设置僧录司，统理天下僧尼。其成员有左右善世，正六品；左右阐教，从六品；左右讲经，正八品；左右觉义，从八品。地方僧官部分，府设“僧纲司”，有都纲、副都纲各一员；州设“僧正司”，内置僧正一员；县设“僧会司”，内置僧会一员。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四个层级，体系严密的制度。但是，僧录司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而是隶属于礼部统辖之下。 洪武二十九年．太祖把礼部所辖的祠部改为“祠祭清吏司”(简称为“祠祭司”)，总揽宗教的政令大纲，设有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分别掌管僧尼试经给牒、僧籍名册、僧官的选补、寺额的赐给等的政令大权，原先的僧录司只处理具体的宗教事务．例如实际调查全国僧侣总数，制作资料详备的名册，包括姓名、年籍、出家受戒的时、地、受业师、历年行止等；编制天下寺院总册．详载启建年代、住持、住众人数、僧舍数目等资料，向祠部申报；推荐住持人选，以供任用之参考；主持经试，于祠祭司核可之下，填发度牒；约束天下僧众，严守戒律，阐扬教法：对违反戒律者，经调查后，申报祠祭司加以处置。 除了上面所说以外．明朝还有一套统理僧官的独特办法，就是对于僧官的衣饰严加规定，依照讲、教、禅三类，区别僧服颜色：讲僧是玉色常服、绿条浅红色袈裟：教僧是黑色常服、黑条浅红色袈裟；禅僧是茶褐色常服、青条玉色袈裟。唯有厕身于僧录司的高品阶僧官．才可以在袈裟纹边饰金．表示殊荣。这种种的规定，处处都显示出明代对于僧官制度制定严密的程度，同时也可看作是明代对于佛教发展的一种抑制政策。 明朝的各级僧官不置署，僧司直接设在寺院之内。僧官如同政府官员一般．要参加朝会，接受考铨。成祖以后，政令渐弛．甚至由官方迳行度牒买卖，以济荒馑，朱元璋所立的僧官制度渐行废弛。 清朝帝室崇拜喇嘛．却仍旧抑制佛教发展．僧官制度沿袭明朝．职别名称无异，只是在员额、职掌略有增减而已，但仍无实权可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爆发．随封建帝制倾覆。“政教分离”已经成为近现代文明蓬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已经有1600余年历史的僧官制度自然也告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