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如果是有人同时接受这四种观点，那就难免会自我相反或自相矛盾。但因为这四种观点所表现的分别是四种不同的外道和婆罗门的思想，而且每一派只接受这四种观点的其中一种，同时排斥另外的三种，所以实际上四句是没有与西方逻辑的三个法则相冲突。K.N.Jayatilleke等人通过这样的方法把这四句解释为从逻辑学角度是可以讲得通的。

事实上，佛陀从来没有接受这四种观点的任何一种。它们都是外道的思想。佛陀在《长阿含·梵网经》中说：“有些外道和婆罗门证得些禅定，在定中他观察到世界有边。于是他想这个世界是有边和圆形的，因为这是我以禅定力亲眼体证。所以，他就主张说世界是有边的；又有些外道和婆罗门证得了更高的禅定，他以定力观察到世界是没有边际。他想，这个世界是无边无界的，因为我以禅定力亲眼所见。所以他主张世界是无边的；又有一些外道和婆罗门证得了更高的禅定，他观察到世界是上下有边，横的没有边。所以他想，这个世界亦有边亦无边，因为我以禅定力亲眼所见。于是他说世界是亦有边亦无边：还有一种外道和婆罗门，性好辩论推理，经过他的推敲后，他说世界不是有边也不是无边，那些主张世界有边的人是错的，主张世界无边的和主张世界亦有边亦无边的也是错。”因此世界有边无边四句与佛教并没有什么关系，它包括的是当时外道学者的观点，佛陀早巳迹客气地批评过。绞尽脑汁地要把这些外道的东西解释为逻辑上讲得通，有时难免牵强和没有必要。不过，如果认为某些四句不符合逻辑，因此武断地说佛教不符合逻辑，那就是浮浅的张冠李戴和严重的不负责任。

Poussin说四句不符合逻辑，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印度人从来都没有认识到逻辑的相反法则(在本文的开头有原文翻译)。这句话引起了许多佛教学者的批评。事实上，佛教作为印度最重要的宗教和哲学体系，有着足够的根据证明佛教和外道都早已认识到逻辑中所谓的相反原理，而且在辩论中早巳被广为应用。比如在《杂阿含经》中说外道尼犍陀那陀子与一名佛陀的在家弟子伽陀辩论，尼犍陀那陀子前面称赞伽陀说他是活泼，实在和诚挚的，后来他又批评说伽陀是不活泼.不实在和不诚挚的。伽陀于是反问他，如果他前面的话是真实的，那么后面的一句话就是不真实的，如果后面的一句话是真实的，那么前面的话就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如果P是真实的，那么～P就不是真实的，P和～P不可以同时是真实的[～P.～(～P)]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佛陀以及他的弟子早巳认识到逻辑的相反原理[～P.～(～P)]的重要性，而且在辩论中已经被看成是抉择胜负的标准。同时，因为当尼犍陀那陀子在被指出了他的前后两句话的自我相反后，无言以对，可见外道尼犍陀那陀子也有认识到逻辑的相反原理，否则他将不能知道自己的错误所在。这正是一个“肯定就是间接否定”的例子。比如你说在桌子上没有那本书，为什么你知道桌子上没有那本书呢?你必须先知道那是一本什么书，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在你说桌子上没有那本书的同时，你其实也在告诉人家你看见过这本书，或至少你知道这本书。尼犍陀的无言以对，不但说明了他知道逻辑的相反原理。而且他把这原理看作是审择对错的标准。以自我相反的原理作为抉择对错的例子在《论事》中尤为常见，这里就不多介绍。

总而言之，虽然四句法是佛经中非常常见的术语，但它不是佛教的教义，不像佛教的四谛，八正道，十二缘起法等。根据《长阿含经》，四句法作为一种答辩的形式，在公元前六世纪时的苦行外道和婆罗门中就非常流行。经中说有一些外道和婆罗门，常常借这四种选择来逃避问题和问难别人，翻滚折腾好象鳝鱼一般滑溜。比如在Potthapada-Sutta中说，当佛陀在世时，有外道Potthapada问：世尊在灭度后仍有存在吗?世尊在灭度后没有存在吗?世尊在灭度后亦存在亦不存在吗?世尊在灭度后非存在非不存在吗?

佛陀没有对问题作任何评论。后来有人问佛陀为什么不予评论，佛陀说这些问题是没有真实利益的，它与佛法无关，在外不能改善一个人的生活，在内不能使人减少贪嗔痴，不能灭苦，不能证道，不能使人究竟解脱。换句话说，这种问题是没有一点意义的，所以不值得去回答。

有人问佛陀，在一个人完全熄灭了六尘，远离了六根的分别执著后，他还会有其他的东西存在?没有其他的东西存在?亦有其他的东西存在亦无其他的东西存在?非有其他的东西存在非无其他的东西存在?对外道的这四种揣测，佛陀都说“Mah’evam”，即“实在不应该这么说”。也就是说佛陀并没有给问题任何答案，而是将问题否定了，因为问题的本身有问题。好比一个人要买布料作衣服，他没有去布店，却跑到医院问医生他应该买什么样的布料和什么样的颜色，一件衣服得花多少钱等。这就是问题的本身问得不对：又比方说一个从来没有抽烟的人要他几时戒烟，这也是问题的本身有问题，像这样问题，佛陀没有直接回答(因为如果问题的本身就有问题，那么给答案的本身也就是一种错误)，而是告诉提问题的人问题是不对的。“Mah’evam”不是说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而是直接否定问题的本身。可见，佛陀对外道以四句的方式提出的问题，态度是十分明确。所以，有些佛教学者认为佛教不必对外道的四句是否符合逻辑的问题负责，这确实是很有道理。

K.N.Jayatilleke说，在实践应用中，四句法比起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系统，要先进许多。因为亚里斯多德的“是与不是”逻辑系统在实践中不是处处都能解释得通的。世界有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系统应用在物质世界比应用在精神世界要容易很多，因为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是以一种凡夫的知识，凡夫的眼光和世间的规矩观察世间的事物而形成的。凡夫的思维是有缺点和不究竟的，它只能触及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且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不能深入到事物的实际。精神世界比物质世界要更为复杂和奥妙得多，一个连物质世界的问题部无法解决的认识方法，如何能够准确地认识精神世界的真实?如果从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观点，那么要如何解释一个人既高兴又悲痛的心情?要如何解释一个耳聋的人还会听到声音?一个人不睁开眼睛却能看到千里外发生的事情?由此可见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有其欠缺周全考虑的地方，而四句相比之下在许多方面比前者都要实际和周到得多。比如在《长阿含经》中有这样的一个四句：

1、灵魂是绝对的快乐

2、灵魂是绝对的不快乐

3、灵魂亦快乐亦不快乐

4、灵魂非快乐非不快乐

根据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你只能说灵魂是绝对的快乐，或说灵魂是绝对的不快乐。因为如果说灵魂亦快乐亦不快乐或灵魂非快乐非不快乐，那么就违反了逻辑的相反原理。但事实上，灵魂状态的感觉完全有可能是一种亦快乐亦不快乐或非快乐非不快乐的感觉，如果灵魂状态的感觉是决定于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所以，四句法在许多方面确实是比阿里斯多陀的“是与不是”逻辑系统实际和严谨周到。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