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两国国情的又一重大差别是，印度是一个几乎人人信仰宗教的典型的宗教国家。相对而言，中国则是一个以追求个人人格提升和天人合一境界为人生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人文国家。如何使信仰相对淡薄的中国人能接受和信仰佛教，是佛教在中国传播遇到的又一重大问题。

佛教在中国面对的国情不同，而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决定于它满足中国社会需要的程度。这样佛教为适应中国国情，就必需在理论话语和实践方式方面作出相应的变化。

(二)佛教与儒、道文化的歧异

约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同时，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国形成了儒家和道家学说。儒家思想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宣扬以道德提升为人生的最高理想。道家以“自然”为本位，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后来又形成了以合道成仙为主旨的道教。儒家的人本主义和道家的自然主义，构成为中国固有文化的两大传统，奠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基础和走向。

佛教重精神轻肉体、重解脱轻生命、重来世轻现世、重神灵世界轻世俗世界，是以“众生解脱”为本位，宣扬众生要通过修持，以求从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在的“涅槃”境界。佛教的解脱主义，显然与儒、道两家的思想主旨相异，而且由于儒、道思想尤其是儒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一直在主导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新文化，若要加盟于中国文化生态结构中，落地扎根，开花结果，是有障碍和困难的。

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家和道家(含道教)分别从自身本位立场出发来排拒佛教和迎接佛教。如儒家责难沙门不向国王顶礼是不忠，沙门落发出家，是断绝子孙，是大不孝。道家以长生成仙理念指斥佛教的人皆当死的思想，等等。又，佛教传入早期，儒、道两家只是以比拟的手法认同佛教，如儒家以“杀身成仁”比拟大乘佛教菩萨行，道家以无为思想比拟佛教“法身”，中国人还以神灵、道术定位佛教。可见佛教若要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与儒、道文化相磨合，而这种磨合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实践。

(三)印度佛教一般义理与中国僧人具体实践的矛盾

佛教义理对所有佛教信徒都具有规范意义，而佛教传播和佛教修持则是信徒的一种具体实践，佛教义理与佛教传播、修持二者不是等同的，而是有矛盾的，印度佛教在自身的不断演变中呈现出的前后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至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僧人的传播实践与修持实践更是历经变化而千差万别。中国僧人尤其是其中的精英人物，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和人们信仰需求，既坚持佛教解脱主义的根本立场和基本义理，又摒弃了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些理念与规定，并结合新的实际提出新的学说和修持模式。由于中国佛教传播者与修持者的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与佛教一般义理的差别性，决定了佛教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中国化。

三、佛教中国化的可能性

佛教在中国必须中国化。可以说，如果佛教没有中国化，那也就没有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也就没有中国佛教了。而没有中国佛教，今天的世界佛教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佛教中国化是佛教与中华民族双向选择的过程。一方面是佛教作为传播主体能否和如何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顺应中国固有文化而调整、重构自身，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作为接受主体能否和如何从中国社会需要出发，按照本民族固有文化形成的主体接受图式而取舍、重塑佛教。历史表明，这两方面的可能条件都是存在的。

佛教具有实现中国化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的机制，这种机制重要的有价值理念、思维方式方法和重视形式等。

佛教教义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是教人成佛。“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教以文学艺术去恶为善规范行为，和以体悟自性清净进而达到理想精神境界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固有的儒、道教人得道成圣的文化宗旨不谋而合，与儒家的高度重视道德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与儒、道强调完善心性修养是相同的。佛教讲人的生死是大苦海，强调“生死事大”，只有正视生死大事，从生死困境中解脱出来，生命才有意义。这种对生命、生死的关切，是与人的终极关切相联系着的。怎样看待生死，怎样安顿死亡，是人类心灵深处的永恒难题，是人生哲学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儒、道所论较少，而佛教则有专门论述。佛教所论弥补了儒、道的理论空缺，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要。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局动荡不安，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发生动摇，佛教教义易于流传渗透。北朝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牵制、对抗汉族而有意保护佛教。这是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流传，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佛教的传法“方便”法门说和佛教真理“真俗二谛”说，为自身的中国化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方便”是诸佛接引众生的种种权宜便捷方式。佛教提倡“方便菩提”，以菩提智慧施设种种方便以利于接引众生。二谛说的真谛指佛教真理，俗谛指世俗真理。佛教宣扬二谛虽有高下真假之分，但又是缺一不可，互不相离的。这就使佛教具有开放功能、融合功能和创新功能，有利于自身实现中国化。

文学艺术对于人的心灵、情感有着巨大的冲击、感染作用。佛教文学艺术是佛教传播的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之一。丰富多彩和日益中国化的佛教文学，和大量佛寺、佛塔、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作品，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欣赏赞美，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内容，也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为佛教的传播和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这是佛教成功实现中国化的有利的客观条件。正如上面所述，儒、道的成圣、成仙的文化旨趣，为教人成佛的佛教提供了比较参照，至于中国传统的天帝崇拜、祖先崇拜、神灵观念以及方士道术等，也为佛教的世俗世界与超越的神灵世界等多重世界说的流传铺平了道路。

中国传统的核心理念与思维定式“和而不同”、“致中和”，为不同学说、不同学派、不同宗教的互相争鸣和共同发展，提供了舆论保障。《周易·系辞下》有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殊途同归的思想，使有别于儒、道学说的佛教也得以与儒、道争奇斗艳，进而达到“同归”的境界。在一些寺院里，佛祖释迦牟尼和孔子、老子并肩端坐在殿堂之上，生动地象征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三教合一”的格局，也是体现佛教中国化形象的典范之作。(信息来源：摘自《菩提道》)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