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总体而言，动荡的政治形势阻碍着佛教的发展。但是，与战乱频发的北方相比，南方诸国则相对承平稳定，加之许多帝王都热心护教，所以南方的佛教事业显得蒸蒸日上。其中，南唐后主李煜的佛教因缘尤引人注目。

李煜不仅自号“莲峰居士”(《墨庄漫录》卷七)，还说：“我平生喜耽佛学，其于世味澹如也。”(《钓矶立谈》，《丛书集成初编》本)后主信佛，一方面固然由于家族传统；另一方面，他本人天性仁厚澹泊，好生戒杀，天生就是菩萨心肠，其于佛教，自是音声相应。及至后来，国事蹉跌，身经百劫，后主对佛教的迷恋程度比其父、祖更甚。

作为一个在家居士，李煜的奉佛表现在笃信护持和修行体悟两方面。

一、笃信和护持

“喜耽佛学，世味澹如”已表明了李煜的心迹。作为在家居士，李煜虔诚信佛，顶礼膜拜，课诵不已。甚至在亡国之际，他竟乞福于佛，希冀挽救颓势。

亲做佛事后主课诵佛经，跪拜佛像，几近痴迷。据史书载：后主与周后“顶僧伽帽，披袈裟，课诵佛经，跪拜顿颡，至为瘤赘。”(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六浮屠传)。

手书佛经李煜熟悉佛教经典，曾手书金字《般若心经》一卷，赐宫人乔氏。(宋王口《默记》卷中)他还写有《看经发愿文》，发起誓愿。(《墨庄漫录》卷七)

延请高僧讲经僧玄寂被后主召人宫中，口说《华严经·梵行》一品。(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六)金陵被围，南唐国运命悬一线，后主仍在净居室闻听僧人德明、云真、义伦、崇节讲解《楞严》、《圆觉》经。(陆游《南唐书》纪卷三)

作为统治者，李煜不仅诚心信仰佛教，亲作佛事，还从经济、政治上大力支持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大事度僧、建寺，礼敬高僧，分封法号。

度僧、建寺南唐开宝二年，后主普度诸郡僧(《十国春秋》卷十七《后主本纪》)，曾在宫中造佛寺十余座，出金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僧(陆游《南唐书》传卷十五)。宋人王口的《燕翼诒谋录》中对南唐的广度僧尼有明确记载：“江南李主(李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后主还对愿为僧者进行奖赏(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六浮屠传)。除大事度僧外，后主还广修佛寺。开宝三年春，后主命境内崇修佛寺(《十国春秋》卷十七《后主本纪》)。后主曾在宫中修建永慕宫、又于苑中建静德僧寺，钟山建精舍，御笔题为“报慈道场”。(《江南余载》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礼敬高僧，分封法号后主对高僧极为礼敬，特别是法眼宗众僧。后主做郑王时向文益禅师问法；即位后，向其弟子泰钦文遂问法(《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禅师圆寂后，后主亲自为他立碑颂德(《宋高僧传》卷十三)。文益的诸多弟子都曾受到后主供养并御赐法号，如报恩匡逸、报慈文遂(《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报慈行言、静德智筠(《十国春秋》卷三十三)。

二、修行和体悟

李煜积极向禅师问法、参禅，在诗词中表达对佛教的见解和体晤。

参禅李煜作郑王时就心仪禅宗，在文益处受心法。心法，乃缘起诸法之根本，即心作用之本体，无质碍而有缘虑之用，此心法领有他心所法，故名心王。造善造恶，五趣轮转，乃至成佛，皆由此心。心法是修行的基础，更是智慧开发的基础。领悟心法，则是学佛者的基础，彻悟心法，则洞达人生，不再执著于物质世界(色法)。

法眼禅师入灭后，李煜还向法眼的弟子泰钦禅师问法：(李煜)暨净慧入灭，复尝问于师曰：“先师有什么不了底公案?”师对曰：“见分析次。”异曰又问日：“承闻长老于先师有异闻底事。”"师作起身势。国主曰：“且坐。”师谓众曰：“先师法席五百众，今只有十数人在诸方为导者。尔道莫有错指人路底么?若错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堑。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镬汤，镬汤自消灭。且作么生商量?言语即熟，及问著，便生疏去，何也?只为隔阔多时。上座!但会，我什么处去不得。有去不得者，为眼等诸根、色等诸法。诸法且置，上座开眼见什么?所以道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珍重!”(《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金陵清凉泰钦禅师法灯)

如果说，李煜从文益禅师处所受的是佛教基本的心法，那么弟子泰钦教导李煜的方法则是“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人天眼目》卷四)的随根悟人、随机接物的机巧方便。李煜初问，泰钦正面回答，但并未说破；二次询问，禅师作起身势，随即李煜会心，请禅师落座。然后禅师说法，告诫学人错指人路，如堕水火坑中；不可执着于古德的言语，即使背得滚瓜烂熟，当禅师询问时，仍是生疏万分，因为学人只一味学禅语，并未参透禅语背后的禅机。“隔阔多时”并非指时间的间隔，而是禅意的难悟。众人之所以有所执着，是因为未能破除眼等根尘，色等诸法。所以真正的解悟是摒弃六尘，万法且置。开眼所见，万法俱空。因为真如法性中，本无一物，所以不见一法，即名如来，即于事理无碍之境，观达自在。经过禅师的一番教导，李煜终于彻悟，所谓“古德言句”、公案，不过是禅师教导学人的方便，佛性本自具有，何来异闻之事?而参禅之人更应摒弃六尘烦恼，顿悟万法本空的佛理。

三、诗词与佛禅

由于特殊的经历(先帝弃代，冢嫡不天。越升非次，诚非本心。——《钓矶立谈》丛书集成初编本)对于人生无常、诸法本空的佛理，李煜体验得尤为深刻。其前期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空”之佛理，如964年为悼念早夭的次子仲宣的《悼诗》说：“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965年，哀昭惠周后的《挽辞》说：“口丽今何在?飘零事已空”。大约作于同时的两首诗中，说：“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途侵。”(《病中书事》)“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病中感怀》)。后期词作，无常之痛、空之深切尤为突出。

976年，李煜被俘人汴梁。从一国之君到阶下囚，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对人生、世事均有切肤之痛的体验。他独居一室，时时拷打自己的灵魂，对人生展开一番彻底的探究。如《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以自然的无常来对比和象征人生的无常，在互比对衬中加重了对无常的双重体验，难怪后主要在无奈与绝望中发出哀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从时间和空间上着笔揭示人生之短暂无常，最后大悲大痛、大彻大悟化成对人生彻底的追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