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土文风的影响

佛教传人中国 ，是文化史值得大书的事 ，它输入了中土前所未有的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式、表达方式 ，从而开阔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 ，更使中华文化增添了异域文化的气质与精神。自东汉至明清漫长的历史时间里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 ，使诸多文化层面受其影响 ，其中 ，对中国文章的影响就十分显著。

当然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 ，中国的文化积累已十分丰厚 ，在文章领域 ，已有大批典范之作产生 ，其基本风格精神已趋成熟 ，写作技法已相当完备 ，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文章对佛教的巨大消化力 ，也决定了它受佛教的影响是局部的、有限的。或者说 ，佛教是中国文章的一种补充、一种滋养。

佛教大规模传入中上 ，是两晋到隋唐。其中尤以南北朝时期最为繁盛。这个时期文学的基本特点是“俗” ，它已失去了魏晋对超形象的绝对的美的追求 ，而把目光引向了日常世俗生活。就文学语言说 ，自宋至齐梁 ，对于用典（隶事）、排偶、声律的探求 ，极大丰富和提高了对文学语言各种形式美的认识 ，而萧统、萧纲、萧绎等人的文学观念 ，正是其中的代表。萧统在《文选序》中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学同经、史子中的文章区分开来 ，他认为后者都不属于文的范围 ，属于文学范围的只是那些“综辑辞采” ，“错比文华” ，“事出于沈思 ，义归乎翰藻”的文章 ，他编定的《文选》正贯彻了这一文章观。而萧纲则指出“今文”与“古文”的“遣辞用心”是“了不相似”的。“若以今文为是 ，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 ，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 ，则来之敢许”。（1）他对当时不重视文词华美的风气 ，深为憎恶 ，叹曰：“文之横流 ，一致于此！”因此 ，那个时期的文章大都追求文彩 ，隔断文道关系。

而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学 ，则表现出质朴的风格 ，较著名的佛教文献——《出三藏记集》和《广弘明集》中的文字虽也受当时骈体文影响 ，但总的看是以明道为本 ，未完全逞才使学 ，玩弄文字技巧。另外 ，这一时期译经业的发达促进了翻译理论的深入。佛典是佛教的根本 ，但因多用梵语 ，所以需要翻译 ，而翻译的目标是忠实地传达原意。晋宋时期 ，安世高的译经颇受赞许 ，道安评他译的《人本欲生经》说：“似安世高译为晋言也 ，言古文悉 ，义妙理婉 ，睹其幽堂之美 ，阙庭之富或寡矣。安每览其文 ，欲废不能”。（2）对比之下 ，更讲求辞采的支谦却受到他的批评。他批评追求文字的新巧 ，是以儒家经典和马融、郑玄等章句师为根据的 ，其他的人也有同样看法。重视义理的传信是译经的首要标准 ，也是人们在文字表现上努力的目标。在这样的要求下 ，就文质关系说 ，是重质而轻文。译经的文章观念 ，传信、重质、尚古、尊径等 ，与当时文坛上的潮流有别 ，而与唐人改革文体 ，倡导古文的看法相通。就写作实践看 ，译文虽更加流畅优美 ，甚至融入骈体 ，但总的倾向是质朴。代表译经最高水平的鸠摩罗什所译《维摩经》就是：“文约而诣 ，其旨婉而彰 ，微远之言 ，于兹显然”。（3）佛家高僧慧远、僧肇 ，文人中的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等 ，写论佛文字 ，就很像唐宋议论文体制。

后来 ，唐代文人进行文体改革 ，主要进行两点 ，其一是改骈文为散文 ，其二是主张文以明道 ，强调文章的内容 ，古文家们如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柳宗元、刘禹锡等都写过佛氏文章 ，他们从佛教文字中及译经理论中所受的影响是明显的。

二、对写作技巧的影响

佛经有各种文字的传本 ，其中以我国汉文译本最丰富。有从印度、尼泊尔的古代语文（梵文、巴利文）直接翻译的 ，因为传本不同 ，所以译文详略互异 ，而且历代的大德 ，努力述作 ，常把同一佛典 ，一译再译 ，由于时代不同 ，各人的文章风格不同 ，因此面貌也各异。有的译文 ，并非直译 ，经过陶熔 ，几乎完全汉化；有的译文 ，虽则转为汉文 ，却仍然是异域的情调。这在文体上便出现了新的风格 ，有如园艺中的新品种一样 ，在魏晋六朝的艺苑中 ，放出瑰丽的色彩和浓郁的异香 ，感染中国文章产生了新的变化。

《宋高僧传·含光传》在谈到华文和梵文的文风对比时说：“秦人（中国人）好略 ，天竺好繁。”印度的文风确是繁琐之极 ，佛教的精密推理让人望而生畏 ，对事理的区分极为细致 ，在运用比喻时 ，更是极尽铺张之能事。这种好繁的审美趣味在印度建筑上也体现很明显。在几乎全部建筑表面上 ，都堆满了特别繁琐的深雕或高浮雕装饰 ，越到后期雕饰越高 ，以致成为圆雕。现存印度最早最完整的佛教建筑桑哥大塔的四个塔门 ，多半出自当地象牙雕刻师之手。就布满了精细繁丽的浮雕 ，总效果好似放大了的牙雕 ，充填或构图几乎不留一点空地。这一点反映到佛经中 ，表现之一 ，就是好用博喻 ，如《大品般若》第一卷的译文是：解了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犍因婆城、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化。

这样的比喻在佛经中是很普遍的。而且 ，佛典中还对譬喻方法作了总结。南本《大般涅pan经》卷二十六说到“八种喻”：

“善男子 ，喻有八种：一者顺喻 ，二者逆喻 ，三者现喻 ，四者非喻 ，五者先喻 ，六者后喻 ，七者先后喻 ，八者遍喻。”这就细致地从内容、形式与表达方式的不同中对譬喻进行了区分。多用譬喻 ，使文情生动；而用博喻 ，更容易造成气势充沛的效果。佛经中有的譬喻是故事 ，这些故事 ，对中国散文的写作有较大的丰富 ，例如《六度集经》中的《镜面王经》、《大般涅盘经》卷三十《师子吼菩萨品》 ，世亲《摄大乘论》等经论中的“盲人摸象”的故事 ，后来苏轼的《日喻》从立意到表达方式都本之于它；《列子》的文章务用譬喻和寓言 ，柳宗元称赞“其文辞类《庄子》 ，而质尤厚 ，少为作 ，好文者可废耶？（4）而列子的创作正受到佛典的影响 ，唐宋以后一些散文家在譬喻故事上争奇斗艳 ，也与作者习佛有关。如董其昌曾指出： ，“东坡水月之喻（指《前赤壁赋》） ，盖自《肇论》得之 ，所谓‘不迁’意也。文人冥搜内典 ，往往如凿空 ，不知乃沙门辈家常饭耳”。（5）

佛典的议论在表现技巧上有不同于中土传统文字的特征 ，它们对名相事数的辨析 ，条分缕析的论说结构 ，因明三支作法的运用 ，使其表达具有独特的谨严而富于思辩的风格。六朝佛教徒如道安、慧远 ，僧肇等人 ，对外学都有很高的素养 ，又很有文字方面的才能。他们在熟练的汉语文表达技巧的基础上 ，吸收了佛典议论文字的特长 ，写出了一批很有特色的文章。如道安的经序、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 ，僧肇的《肇论》等 ，就文章技巧上 ，都属于上乘之作。后来唐宋文人的“明道”之作 ，也在继承先秦诸子与两汉政论等传统论说文字技巧外 ，也接受了佛家议论文字的影响。韩愈的《五原》 ，李翱的《原性》 ，所利用的穷本溯源的分析概念的写法 ，以及宋人文章议政、论学、讲道、论文的写法 ，都与佛家辨析名相的思维方式有关。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