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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历史--辽代佛教(2)

辽代对于佛教经典的编刻,亦有其独到的成就,这就是契丹藏的雕印和房山石经的续刻。契丹藏的倡刻,乃由于圣宗太平元年(相当宋代乾兴元年,即公元1022年)得着宋刻蜀版大藏经的印本所引起,实含有和宋版竞胜的政治

  辽代对于佛教经典的编刻,亦有其独到的成就,这就是契丹藏的雕印和房山石经的续刻。契丹藏的倡刻,乃由于圣宗太平元年(相当宋代乾兴元年,即公元1022年)得着宋刻蜀版大藏经的印本所引起,实含有和宋版竞胜的政治意义。他和宋版不同的特点,在内容上尽量补充宋版所缺少的写本,特别是《贞元录》入藏诸经,又在形式上行格加密,并改变卷子式为折本。全藏在燕京刻印,共五百七十九帙。因为它刻版始于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完成于道宗清宁八年(1062),这一时期辽代已恢复了契丹国号,因而通称此藏为契丹藏。它的印本未传入南地,但曾送到高丽,给丽藏再雕本的校补订正以很大影响。另外,涿州房山云居寺附近的石经刻造,始于隋代,以后相继增刻,到了唐末中绝。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州官韩绍芳奏请续刻,圣宗即拨款支持,并派沙门可玄主持其事。到兴宗时,更施给多额内币,进行大规模的续刻。道宗复于完成《涅槃》、《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之后,续刻其他经典四十七帙,其底本都和刻本藏经有关,后来大安九、十年间(1093—1094),又有沙门通则和他的弟子善定等,于云居寺发起授戒大法会,募集民间资财,续刻石经四十四帙,约五千片。契丹藏印本现已全部散佚无存,但由于大量续刻石经的遗留,使后代借以考见契丹藏编刻的大概,它的工程和价值,同样值得重视。
  辽代的佛教艺术,残存建筑较多。现辽宁、河北、山西诸省都保蹲有一些遗构。比较著名的寺院,有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和山门,系圣宗统和二年(984)再建,天井和勾栏多保留唐代的建筑法式。宝坻县广济寺的三大殿,圣宗太平五年(1024,一说太平九年即1028)建。大同的下华严寺,道宗清宁二年(1056)建,寺中薄伽教藏系重熙七年(1038)建;上华严寺,清宁八年(1062)建;都系辽代的巨型佛教建筑。其他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圣宗开泰九年(1020)建;河北易县开元寺的毗卢殿,天祚乾统五年(1109)建;也都是有代表性的建筑。至于佛塔,则有木造和砖造的两类,如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传系道宗清宁二年(1056)建,八角六层,高达360尺,为现存木塔之年代最古者。砖塔有内部可以升登和内部闭塞的两型。可登的有内蒙自治区林西白塔子的砖塔(八角七层),河北涿县的云居寺塔等。内部团塞的塔基坛大都有佛龛天盖等浮雕,为全塔精华之所在。二层以上,则有作多檐斗拱式的,如房山云居寺南塔。有不用斗拱的,如北京天宁寺塔。更有一种变形的砖塔,如房山云居寺的北塔。此外,辽代亦曾开凿石窟,现可考的有内蒙赤峰灵峰院千佛洞,辽宁朝阳千佛洞和后昭庙石窟。云岗方面也发现有辽代的石窟。辽代经幢,北方亦有残存,以八角形石柱居多,幢身多刻《尊胜陀罗尼》,或佛传故事,或刻多数小佛像(名千佛经幢)。幢下部是有雕刻的八角或四角的石台,上部冠以八角屋檐形天盖。这些辽代佛教建筑,给继起的金代以决定性的影响,所以通常都将辽、金两代的佛教建筑视为一系。
(游 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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