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南师毅然决定回师香港。在香港十五年期间，他讲学不辍，随缘度化的同时，曾受有关方面再三敦请，协调了两岸信使的秘密谈判，应邀投资建设金温铁路，动员了更多弟子学生到大陆投资办企业，传播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经营、中华文化精神”的理念。一九九三年，他到厦门南普陀寺举办了著名的“南禅七日”活动。他还推动一批又一批人回内地办学校，注重在贫穷落后偏僻地区，推广“中英算”儿童经典诵读活动，大量资助内地大学、研究机构、文化部门培养人才，等等。

二○○○年，年届八十三岁的南师力排众议，作出回内地弘扬传统文化的果断决定，选址苏州吴江七都庙港，筹建太湖大学堂。二○○三年，他到义乌双林律苑举办了禅七。二○○四年以后，南师大部分时间停留在上海，指挥太湖大学堂建设，期间仍讲学不辍。二○○六年，费时六年的太湖大学堂顺利落成启用。八十九岁的南师，从此长期在太湖大学堂弘扬文化，直至仙逝。

参加过大学堂建设，后来一直跟随南师身边的马宏达先生，讲述了自己一段亲身经历说：太湖大学堂是南师一手筹划、推动，从动意、设计、建设到开课、维系，都是他老人家一马当先，勇往直前，大家不过在后面跟着而已。从建筑设计到装潢设计，中外设计师的多个方案不能令他满意，他就让人买积木来自己动手搭建筑模型，最终由建筑师去画图落实，直到满意为止。从整体宏观风格，到内装潢，几乎每一个细节，包括房间桌椅如何摆放，挂什么字画，直至大学堂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倾注了他的心血，无不体现了他融合东西方精华文化的理念。

马宏达满怀感情地说：“大学堂开办六年来，仅每天“人民公社”式的晚饭，耄耋之年的南师常常要应酬有缘来访的客人，这些客人三教九流都有，并非传言所说的“非富即贵”。南师有教无类，有缘能来见面的，他都慈悲平等相待，谈笑风生，希望人家不空来一回，希望对人家有启发、有帮助。说是吃晚饭，其实他都在照顾客人，答复客人的问题，寓教育于谈话中。南师以自己的身教言传，影响着有缘见面的人，借以影响群伦，影响社会。晚饭后，南师一般都会上课，期间也常常答复学人报告。送走客人后，处理内部外部事务，常常到凌晨。从午后到凌晨，每天至少十二个小时，南师几乎马不停蹄，应对各种事务，却宁定空灵，简洁明了，干脆利落。偶尔有空就定一下，很快恢复精神。南师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休假，不肯空过一天，没有享清闲。以我们年青人的体力，还远跟不上他这么大的工作量。他所作的一切，无不围绕着“教化”这条主线。

你说他为名吗？他年轻时即已成名，后来逃名还逃不掉，也从不宣传自己或自己的书。人家给他跪下磕头，他同时跪下磕头还礼。你说他为利吗？他这些年讲课什么时候收过讲课费？都是财与法双手布施。他也极难接受供养，人家供养红包，他把空的红包留下，连说“收到了，收到了”，钱却马上换个红包当场供养回去。他说劝人布施如钝刀割肉，没见过有人布施了以后“三轮体空”的，大家都是以做生意的动机来供养，所求的更多。你说他为政治资本吗？他的确不是一般的清高，真的没把任何势力放在眼里，当然也包括了官与财，常常见他跟这类客人讲话直言不讳毫不客气。他对人是应机设教，有教无类，一视同仁。这么大的年纪，那样的只争朝夕，传道解惑，呕心沥血。古今中外，试问有谁见过或听过这样的长者、导师？这些给人说起，没有人会相信的。”

南师说“生于忧患”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说“死于忧患”呢？对这个问题，四十多年来，为南师整理了二十四种讲记的刘雨虹老师（已九十二岁高龄）回答说：南师是大视野、大境界、大智慧的人。他以综观世界的眼光洞察到，近现代以来，西方从大规模全方位的殖民运动开始，到两次世界大战，到现代多领域的霸权主义行径，其背后有着深远的文化和种族因素，造成深刻的裂隙与冲突，将世界卷入强权胜公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人类引入越来越深的危险境地。南师从上世纪一九六九年访问日本回来，就为此深深忧虑，不仅为处于如此世界环境中的中国而深深忧虑，更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深深忧虑。

八十年代中期，南师判断此后中华民族有二百年好运。但与此同时，他仍然深怀这种忧患意识。数十年以来，他从成立东西精华协会，到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都鉴于这样的远见，着眼于全人类的福祉，不断为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共享而呼号、奔波、奉献。可是，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