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本来是崇奉道教的，特别是全真教。《元史》释老志说：“及得西域（包括吐蕃），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论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西土。”由于元朝的这种方针政策，续唐朝之后，又在五台山大兴密宗道场。但是这时的密宗，是以藏传佛教的面目出现的。

元帝本想利用佛教统一XZang。但是，佛、道二教都与元朝关系密切，在皇帝面前谁都不甘为下，互相排斥，于是就引起一场佛道辩论。辩论是在上都（多伦）宫内进行的，结果佛教获胜。于是元朝一改前策，从以道教为主，改为依靠XZang佛教思想为主。藏传佛教在元朝“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宦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始此。”僧人可以与王“争道，拉妃坠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这样，元朝就在内地发展带吐蕃气习的密宗－－藏传佛教。

明建立阿育王佛舍利塔

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佛教对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所以在洪武初，“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德化导为善，乃遣使广行招谕”。把原来元朝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召至南京“授职”。当时吐蕃各教派也迫于形势主动到南京，实际上是观察明朝对吐蕃的政策。到成祖时期先派了少监侯显、和尚智光赴吐蕃作安抚工作，诏吐蕃僧哈立麻来京。

永乐四年（1406）哈立麻至京，“帝延见于奉天殿，明日宴华盖殿，赐黄金百，白金千，钞二万，彩帛四十五表里，法器、裀褥，鞍马，香果，荼米诸物毕备。”命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七日，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看来封此号是在灵谷寺举行册封仪式的。受封后他在灵谷寺住了七天，起身赴五台山，并命哈立麻赴五台山建大斋，所谓的“大斋”就建在显通寺，并命太监杨升修建此寺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以饰示法王之居。这个塔，就是现保存完整的塔院寺的白塔。

此后，明朝在五台山建的密宗道场还有普宁寺（今大圆照寺）、万圣佑国寺等。

清鼓励蒙藏僧人到五台山修持

清朝入关后，定都北京。对佛教取尊奉政策。

清朝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清朝基本上是沿明朝对XZang的政策。清朝各代皇帝，特别是康、雍、乾三代，吸取明朝历史教训，对蒙藏问题特别注意。清政府把XZang密宗当做“政”对待。随着清政权在全国的巩固，藏传佛教作为统一蒙古民族的思想工具，逐渐地用行政手段扶持起来。到乾隆年间，更明确的提出“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的方针政策。

清政府把藏传佛教，分为四个区域来进行管理。藏区分为达赖管辖区，班禅管辖区。达赖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地区，班禅是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蒙古分为外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其教权授予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原来哲布尊丹巴直辖于达赖喇嘛，在1694年外蒙古四十八家王子与清政府在多伦诺尔会盟后，康熙皇帝授予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为“敷教安众大喇嘛”的尊号，可乘黄车，代代相传，统领外蒙古佛教，并在多伦诺尔建汇宗寺，以示安禅。清军把准噶尔叛乱头子噶尔丹消灭后，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又返回库伦。内蒙古、甘肃、青海、京师、多伦、承德、五台山以及华北地区，授权章嘉国师。章嘉，本来是“张家”，乾隆皇帝认为不雅，故改为“章嘉”。一世章嘉活佛原来是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人，佑宁寺选此村孩子为活佛，所以，佑宁寺的活佛系统，就称“张家”。这是一世张家的来历。康熙四十四年授予张家呼图克图二世阿旺却丹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国师玉印，第二年又赐金印。

清政府把章嘉安排到五台山、多伦、承德、北京、甘肃、青海等地，使他成了清朝对蒙藏地区的政治、宗教“巡视使”和“钦差大臣”。因为五台山地处华北中心地带，又是高寒区适合蒙藏等北方高寒地区民族气候环境，章嘉作为国师，长住于此，就自然成为当时蒙藏佛教中心，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联系蒙藏高层僧俗人士的“中枢神经”。正如康熙帝在《清凉山志》序中所言：“兹山耸峙于雁门云中之表，接恒岳而俯滹沱，桓临朔塞，藩屏京畿。其地风劲而高寒，层冰阴岩积雪，留于炎夏，故清凉。”清朝着力在五台山兴黄教寺院，鼓励蒙藏僧人到五台山修持，是为了加强章嘉国师的凝聚力。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