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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论南传还是藏传，只要有善巧方便，我们都要本着开放的胸怀，去学习，去吸收。同时也要珍视自家宝藏，毕竟，汉传佛教生于斯，长于斯，更能契合汉地大众的需求。 记者：开放的胸襟与充分自肯基础上的吸收包容，一直是华夏文明的特点。今天您在和大安法师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安法师提出弘法不能靠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要靠一个僧团，而您把它又上升到了佛法弘扬应该组织化的高度上。学生曾在看过您在香港一个佛教研讨会上的演讲稿，其中特别强调了僧团建设和僧才培养。多年来，您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再加上多年弘法实践，您认为理想的组织化弘法应该是什么样的？要通过什么方式一步步构建这种理想中的组织？ 法师：这个问题，确实是我近年来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的。“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时，我提交了《一个根本，三大要领》，就是对这些思考的总结。 一个根本，就是佛法修学体系的建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建设适合当代的修学体系，让大家在短时间内知道佛法有哪些要领，要遵循哪些次第。其实，佛教的核心问题就是修学，一旦修学走上正规，现有的很多问题就不药而愈了。否则，即使是以正确的发心来学佛，来出家，也很难长久保持这份初心。如果不能从修行中获得力量，我们又靠什么来抵挡诱惑、抵挡凡夫心的攻击？ 三大要领，即佛教教育制度、僧团管理制度和弘法布教制度的建设。目前，佛教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目标不明确。相应的，采取的方法也比较模糊。从各佛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很难看出教学思路是什么，培养方向是什么。学生们在佛学院学了几年，除了知道一堆各宗各派的知识，并没有多少真实受用。如果在僧格教育等方面抓得不紧，甚至会造成信心道念的退失。 至于僧团管理制度的建设，则是为了保障佛教的健康发展。一个团体的健康，主要取决于个体和机制两方面。就像一台机器，零件合格，装配准确，才能正常运转。在佛陀制订的戒律中，对僧众的个人行为和僧团的集体生活都作了详细规范。既有不该做的部分，为止持；也有必须做的部分，为作持。倘能按照戒律规范行持，于个人，能够造就完善的僧格，具备如法的行仪；于僧团，则能建立和合的氛围，成为修行的道场。遗憾的是，戒律的这套规范已经很少有人在实践，甚至了解的都不多。所以，这两年我也把戒律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在讲，并出版了“以戒为师系列丛书”和相关的影音资料。 此外，就是弘法布教制度的建设。在这方面，基督教是一个成功典范。他们虽然教义简单，但推广力度很强，有一套组织严谨而操作性极强的体制。所以能像开连锁店那样，不断在各地复制出教团组织。而佛教在弘法方面往往过于随意，尤其是面对广大的潜在信众时，缺乏主动接引的热情，更鲜有以弘法为使命的担当精神，这是我们作为大乘佛子特别应当反省的。 佛法教义复杂，法门众多，这就需要我们以现代人容易接受的语言和表现方法将之落到地面，走进人间。否则，再好的法也很难产生作用。这项工作是长期的，需要尽未来际去做，更需要大众参与。仅仅靠几个人，几个团体，是无法满足大众需求的。所以，我提倡的是“弘扬佛法，人人有责”。当然，这不是说让每个人都去说法，都去引导大众修行。而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参与，或是和人分享自己的修学心得，或是向人推荐适合的佛教读物，或是参与寺院的弘法活动，或是加入佛法书刊的助印和流通。只要有心去做，总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记者：关于对基督教组织模式的借鉴，学生有一种疑虑，毕竟它的教义是心外求法的，所以那种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能使梵帝冈的指令很高效地传递到世界各地，而佛教人人本具佛性的教义和这种组织构架是比较难于兼容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法师：基督教和佛教在教义上确有很大区别，但这种区别和教化模式没有直接关系。从佛教传统来看，比较强调个性化教育，由某位师父带领几个或一批弟子修行。这种方式固然能达到应机设教的效果，对个体来说更为理想。但就教界目前现状和信众需求来看，这种师徒相授的方式显然是杯水车薪，供不应求的。这就必须找到佛法修学的共性，建立一套于大众普遍有效，且容易复制的教学模式。惟有这样，才能使教界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多作用，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信众需求。 我觉得，选择什么方法，一方面是取决于方法本身的效果，一方面还要取决于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如果说佛教传统的教育方式更像手工作坊的话，基督教所采取的布教模式就是现代的机械化生产，从产量来说，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信众群体日益扩大，而能够引导大众的善知识却寥寥无几，如果不选择机械化生产，很多人可能就没机会得到有效的修学引导。所以说，建设一套行之有效的大众教育模式，也是教界的当务之急。 记者：再次感谢济群法师百忙中接受采访，祝法师在东林寺期间愉快，也希望您以后能常来东林寺。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