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的人生经历是非常丰富的，在您的经历中，遇到很多常人难以遇到的的坎坷，我们很想知道，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如何面对？

惟贤长老：谈到我的人生经历，是一言难尽的，我到现在85岁了啊，这一生经历，坎坷、挫折很多，如何正视、如何面对呢？这一点，与我受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影响有关系。

我从六岁开始读书，读《四书》、《五经》，一直到12岁出家，出家以后，继续在王恩洋先生办的龟山书院读书，龟山书院里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非常广博，结合《四书》、《五经》，结合历史，结合佛学，有好几方面知识的结合。我的思想系统可以说在那时就打下了基础。

学儒学，就要学《礼经》，以礼对人，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中心就是仁爱。我在龟山读书的时候，关于“爱”的教育的书很多，这个爱不仅仅是爱人，还要能够爱生物，再结合读佛书，这个爱就发展成为悲心。能够爱一切生物，乃至不损坏一切植物，这就是源于佛陀的大悲心，佛教的比丘戒、菩萨戒都制定了这一条。在那时，我就养成走路时连蚂蚁也不踩，不伤害虫，不伤害一切雀鸟。

1936年，当时我16岁，考入太虚法师创办的汉藏教理学院，在汉藏教理学院的学习就更加广博，佛教大乘宗派的内容基本都具备。所开的佛学课程中，如三论宗、唯识法相宗、天台宗、密宗、俱舍宗的内容，都有老师专门讲，还有关于历史、关于戒律方面的课程，也都有专人讲。除此以外，当时的缙云山——太虚法师住的地方，成为佛教文化的中心，来访问的各界人士很多，包括文学界、政治界、经济界，太虚法师也请他们上讲台，给我们作报告、讲课，像马寅初、巴金、老舍、郭沫若、林语堂，等很多知名人士，都来给我们讲课，这样一来，我们的知识面就扩大得多，见闻就更加广博。

当时的情况正好是抗战期间，许多人从上海避难到内地重庆，在大轰炸之下生存，有很多伤亡和牺牲，这就又激发了我的悲心，当然这是一种爱国的悲心，爱众生的悲心。当时，我们受了防护训练、救护训练，参加了救护团，从这些事情中就有体验，那就是忘我、无我的精神，这是在实际历练中得到的感受。我们僧侣救护团中还有一个牺牲的出家人，由于天热，引起休克，死掉了。当时，全国人民，包括僧众，都一心爱国，一心抗战。太虚法师提倡抗战，拥护抗战，在他的领导下，组织了防护团、救护队，他自己还亲自跑到东南亚国家宣传抗战，这些行动使大家很感动，对于我们来说是个爱国教育，也是大乘菩萨教育。我一生的行动就是以这些经历作为指导思想。

1941年，我于汉藏教理学院毕业，到开县教书。白天要教书，接待各种宾客，早晚要行持，结合拜佛、礼佛，晚上读经到深夜，很多大部头的经我就是在这时读完的。有了这个实际经历就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仰，认为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光明的，要坚持走下去！

1954年，我蒙冤受屈，遭受了挫折，在监狱里26年多。尽管在困难之中，我的内心是静的，思想是达观的，佛法讲随缘过生活嘛！随缘过生活，随缘消旧业，不怨天，不尤人，能够存在一天，就保持一天的正念，念佛法，念众生，就把一切困难克服了，精神达观了！以精神来战胜一切，很安定！

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又是二十多年，为了弘法利生的事情，在重庆可以说从未停止过。尽管宗教政策落实，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左倾思想还很严重，文化革命的思想有些残留，在这个重重阻力之下，我们与教界四众弟子团结起来，根据宗教政策，尽量去争取，向政府提出要求，重庆才能有今天的现状，开放了130多个寺庙，建立了佛学院，成立了佛学社、居士林，可以讲学，有佛法可闻，有佛法思想传播，还搞了一些第三产业自给自养。

总的来讲，我的这一生经历，坎坷、挫折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是苦难的、忙碌的，但就我内心深处来说，自得其乐，是不以为苦的，我的生活各方面是很淡泊的、不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