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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 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这里表现的物我一如的“无心”境界，完全是“人禅”的。又如《望牛头寺》的结句说：“休作狂歌客，回看不住心。”这是用《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典，相传慧能就是因闻“一客读《金刚经》”而“心明便悟”的。这就不只是表“禅趣”，而且直接是以“禅语”明“禅理”了。 更深刻的表现还在诗的意境与风格的变化上。人蜀后，杜甫写了不少抒写潇散闲逸情趣，风格高简闲淡的诗，与前此的忠愤感激之作很不同，佛教影响是促成创作风格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江亭》诗： 坦腹江亭卧，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频眉。这里“水流”一联，是历来被赞的名句。罗大经评论说：“……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直把作景物看亦可，把作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就是说，这当然是生动的写景的句子，但其中包蕴着令人玩索的理趣。 这理趣正与禅的轻安逸悦的无念无住的意识相通。如七律《卜居》、《江村》、《绝句漫兴九首》等蜀中所作的一批诗都是如此。这类诗形成为这一时期杜甫创作的一个特色。它们也反映了杜甫心境的一个侧面，赵孟坚有诗说： 少陵动感慨，忠义胆所宣。有时心境夷，亦复轻翩翩。纤纤白云闲，无心游日边。 风石激而奇，奔进生云烟。讵以天然态，而事斧凿鐫醉尔一觞酒，警尔心地偏…… 在赵孟坚看来，这种超逸自如的心境的抒写，正是杜甫丰富内心世界的一面。包恢则指出： 李之“晏坐寂不动，茫然冥真心”，杜之“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虽未免杂于异端，其志亦高人几等矣。这直接肯定了佛家影响于杜甫创作的积极意义。 杜甫在严武宅咏竹，有“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之句。张锚议论说：“杜甫诗中佛，能言竹有香。欲知殊胜处，说着早清凉。”还有人称杜甫此联为咏竹绝唱，因为“竹之净易吟之，竹之香谁嗅哉!”像这种诗，不仅意兴奇美，而且理趣深长。张镃评为“诗中佛”，除了意指其高妙外，也是说明佛教心性观念对杜诗的影响。 晚唐看看李商隐。李商隐于大中五年(850)40岁作为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僚人蜀，到十年45岁随柳入朝，这已是他潦倒一生的暮年。李商隐早年虽然也接触过佛教，但他亲到玉阳、王屋学道，对道教更有兴趣。他在《樊南乙集序》中说： 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这里所谓“丧家失道”，指大中五年妻王氏亡殁，其后即人蜀。所以他“克意事佛”正是在蜀中。他曾称自己的幕僚生活是“虽从幕府，常在道场”。他曾在慧义寺经藏院自出俸财，创石壁五间，金字勒《妙法莲花经》，嘱柳为记。顺便指出，柳也是“备如来之行愿”的佛教徒。 东川节度镇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李商隐在这里作《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这里供养了净众无相、保唐无住和洪州宗马祖道一及其弟子西堂智藏四人。王勃、杨炯游慧义寺，均有碑记，当然无关于禅宗。杜甫游慧义寺，从时代看，这里应已是禅宗传法基地。其时梓州有僧圆觉，即师成都金法师(无相)。而李商隐作“四证微筌”的四人碑记，显然这里与四位著名禅师有关。特别是文中指出道一“遄违百濮，直出三巴，拂衡岳以徜徉，指曹溪而怅望”，暗示了他与四川禅宗的关系。梓州妻县南八十里有马祖寺，或为马祖曾住锡之地。因此，马祖或也曾住慧义寺。这些都是禅宗史值得注意的情况。李文不止提供了关于禅宗史的珍贵史料，而且表明了他本人与禅宗的关系。晚唐时不少禅师入巴蜀，礼峨眉。大中八年，沩山灵祐圆寂，“卢简求为碑，李商隐题额”。这是李与禅宗关系的又一史实。 在西蜀，李商隐又曾与名僧知玄国师交往。玄，眉州洪雅人，入京为唐文宗所重，图画禁中，赐国师号。大中八年上章乞归故里，李与之结交即在些时。《宋高僧传》说： ……有李商隐者，一代文宗，时无伦辈，常从事河东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时居永崇里，玄居兴喜寺。义山苦眼疾，虑婴昏瞽，遥望禅宫，冥祷乞愿。玄明旦寄《天眼偈》三章，读经疾愈。迨乎义山卧病，语僧录僧彻曰：“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临终寄书偈诀引……凤翔府写玄真，李义山执拂侍立焉。 这里的书偈事应在自蜀回京以后。张尔田断定《宋传》玄传出僧彻所述，李与他的关系“事皆征信，不必怀疑。” 据统计，以信佛著名的白居易所作佛教诗占全部诗作8%，杜牧为2%，而李商隐为5%所以李商隐作品中的佛教影响是相当深刻的。他的幽渺的情思的佛教成分，人们往往不注意。钱谦益引石林道源的话说道： 诗至于义山，慧极而流，思深而荡，流旋荡复，尘落影谢，则情澜障而欲心尽矣。春蚕到死，蜡烛灰干，香销梦断，霜降水涸，斯亦箧蚊树猴之善喻也。这种见解是值得参考的。(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编辑：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