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概说 第七章 唐代的佛教(一)佛教和国家性质与社会活动
第三节 州立的官寺和内道场唐高祖于建国之初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年)，迎僧侣及道士各六十九人于太极殿，设无遮大会，命以七日间的行道功德，追荐为其开国而捐躯的亡者。太宗也为扬其国威而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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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州立的官寺和内道场
唐高祖于建国之初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年)，迎僧侣及道士各六十九人于太极殿，设无遮大会，命以七日间的行道功德，追荐为其开国而捐躯的亡者。太宗也为扬其国威而阵亡的将士们，于七处主要的战场各建一寺，并敕群臣为各寺立碑，显彰武勋。唐太宗贞观二年(西元六二八年)于长安诸寺，设斋会七昼夜，行道忏悔，以祈念战死者的冥福。是年五月，于先帝高祖的忌辰，在长安章敬寺，设斋行香，此后即定为永式，制定为国忌法会。七月，诏令京城及天下诸州的僧道，为国民祈福，并祈百谷成熟，转经行道七日七夜，至此，便以每年的正月及七月，成为例行的军中行事。贞观三年正月，下诏长安的沙门，于每月二十七日，转读《仁王经》，以祈念唐室的安泰与资福国家。这些由于皇帝的敕命而作的临时建斋法会，以及月例法会和年中行事的斋供，均系由国家支给。以佛教界看来，对于唐朝的国家而言，这是佛寺的使命，也是僧尼的法务。不过，担当类此的任务者，不仅限于长安一地的佛寺及僧尼，而是普及于天下诸州佛教界中的事。
再说道教，传说其开祖老子(李耳)，因与唐室同姓的特别关系，故常见以道教在先，佛教在后而予繁盛。其实，若据社会上的势力而言，道教依然不及佛教。但是，在唐代对于宗教方面的政令之中，乃至法令的条文，总是把佛教与道教，僧尼与道士女冠(女道士)，僧道及寺观，一并处理。
唐高宗于干封元年(西元六六六年)正月，敕令天下诸州，各建寺观一所，各度僧道七人，以居各寺观。则天武后于天授元年(西元六九○年)，命以长安及洛阳两京为首，天下诸州各置大云经寺一所，在禁内设内道场以迎名僧。这些大云经寺的建立，是为祈念其武周革命的成功。不久，复兴唐室的中宗，于天下诸州置寺观各一所，名为中兴寺及中兴观。然其中兴寺者，即为大云寺之改名，中兴观则系新的建筑。但到后来又被更名为龙兴寺观。
盛唐的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西元七三八年)，敕令天下诸州，于龙兴寺观之外，各再新创开元寺观一所。因此，当时的天下诸州，国立的佛寺龙兴寺、开元寺，国立的道观龙兴观、开元观，四所并存。若依翌年(西元七三九年)之敕，则于每年上中下的三元节，和玄宗圣节之千秋节，天下各开元寺观，设置祝圣道场，僧道们举行为祝圣寿无穷以及国运安泰而作的祈念法会，又于先帝的国忌，在各州的龙兴寺观，设置行道散花的国忌道场，作为追荐先帝的宗教仪式。制定地方官僚，于每年的圣节以及国忌之日，停止政务而去参列法会仪式。
天下诸州国立的开元寺观及龙兴寺观，不仅作为圣节与国忌日的国家道场，同时更作为各地方的道佛二教的信仰中心，将受自中央的宗教文化，普及于各地方，而且对其管下的寺观及僧道的宗教行政上，占有统括性的重要地位。
唐玄宗天宝五年(西元七四六年)，不空三藏再度入长安，历仕于玄宗、肃宗、代宗的三朝，于禁内设置内道场，作为新佛教的活跃中心，以密教的修法禳灾致福。肃宗之世，内道场的供奉僧达数百人，朝夕修持的念诵之声，闻及大内。代宗之际的内道场，亦供奉大德百余人，居止、念诵、转往行道；盛行佛诞会、盂兰盆会；每年的圣节，则召名僧至禁内，施内斋。像这样的僧侣出入于禁内的荣誉，其仪礼之隆重，亦凌乎王公之上。虽然，唐室的内道场及内斋的施设，有时期也会中止，但此却为唐室皇帝自己信仰佛教时许多场合的通例。
唐朝的佛教，是以禁内的内道场、两京的诸大寺、天下诸州的开元寺及龙兴寺，作为各层的中心，由中央以迄各地方，纳入统一的国家行政组织，以推行造寺度僧和佛教仪礼。根据这些施设，唐朝对于宗教的期望及其使命之达成而言，可谓唐代佛教所赋的国家性格，是非常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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