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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述仁居士，傣族，1935年生，云南勐海人。1947年世袭西双版纳勐海土司。1954年起任西双版纳勐海副版纳长、州政府委员、云南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第一届云南省政协委员。1981年任云南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会长，1984年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现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兼民宗委副主任、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
佛教在线：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国佛教界积极投入到抗日护国的洪流中，其间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您是否能够回顾一下云南南传佛教界的抗日护国事迹？ 刀述仁居士：我的家是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城镇，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还小，记事的时候就赶上日本飞机的轰炸了，我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新中国成立后才迎来了和平。年轻人不知道，他们没有经过那个时候的艰苦，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相当艰难。 抗战期间，云南不是主战场，但是日本飞机会来我的家乡轰炸，我们老百姓就逃到郊外和山里，长期住在郊外。 后来，日军占领了滇西，整个云南地区也变成了沦陷区。日军在滇西占领了3年多，老百姓的损失是不小的。日军很残酷，在松山战役（注一）中，日本兵在地堡中被铁镣锁着不让跑，更可恶的是，慰安妇也被锁着。所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不仅是对中国老百姓，对自己的士兵也是这样。
滇西是南传佛教地区，那时候，以德宏州芒市的菩提寺等几个寺院的长老为首的南传佛教僧人，一直在保护老百姓。他们指挥人们转移财产、应付敌人的派差、派赋，还指挥年轻人到山里躲避。 南传佛教的寺院不仅仅是信仰的场所，同时也是老百姓活动集会的场所。佛教界这些长老比丘在佛教界威望很高，在民族存亡的时候，他们帮助老百姓，甚至指挥老百姓怎么躲、怎么跑。只要这些长老比丘说过的，老百姓就很听话，所以我们南传佛教界在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佛教在线：您多年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的秘书长等要职，是战后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见证者。在这些友好交往过程中，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刀述仁居士：我参与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是拨乱反正以后的事情。拨乱反正以后，中佛协开会，会上我就和赵朴老接触上了。后来我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干了10多年。 战后的中日友好最早还是从佛教开始的。在两国没有恢复邦交之前，赵朴老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和日本佛教界老一辈的领袖进行接触。 50年代，中国有一个代表团到日本，廖承志作为团长，赵朴老也去了，那时赵朴老送给日本佛教一尊佛像。 从50年代起，日本佛教界发慈悲心把一部分中国劳工的遗骨送回中国，另外相当一部分他们以佛教的仪式埋在了日本。 这是赵朴老和日本佛教界的一些最初接触。 此外，中日两国佛教界还通过第三国进行交往，比如两国佛教界共同参加在斯里兰卡召开的佛教世界联谊会，以增进交流。
在战后中日佛教界交往中，最感动我的是日本佛教界大谷莹润长老在60年代联合日本各界正义人士进行的“日中不战之誓”签名活动。 那位长老当时岁数很大了，他在大太阳底下号召签字，感动了日本人。当时，日本的好战派向他老人家吐唾沫、骂他，日本的极右势力骂他是日本的叛徒。 这本签名薄是很不容易的，不知道历史的人，以为它很容易，实际上日本人能签名是很不容易的。 当时，日本民众不太了解中国，日本作为战败国与中国还处在敌对状态下，没有佛教徒的坚定信仰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的。签名完成后，大谷莹润长老把这本签名薄交给中国佛教协会，由赵朴老接受。
大谷莹润长老去世后，他儿子大西良庆长老也是寺庙的住持，经常跟我们进行友好往来，这几位佛教界长老联合日本佛教界跟中国来往比较多。 日本佛教界还与日本政界沟通，为促进中日邦交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号召日本佛教徒不要忘本，提醒日本信众：日本佛教的祖庭都在中国，宗教信仰在中国。 两国佛教界最先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此我们的领导人也经常讲到，比如说廖承志同志亲自主管这个事情，他肯定了赵朴老带领中国佛教在中日两国恢复正常邦交中做出了贡献。 两国佛教界的交往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更多了。赵朴老率代表团到日本去，日本各个宗派也组团过来，来寻根认祖庭，到北京以后，第二站就要到西安。他们有时带领一些老人，包括老兵，他们会到北京卢沟桥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那里念经、祈祷、忏悔。 慢慢地，日本佛教界跟中国佛教界交往多了，他们就不得不联合起来，成立了专门与中国交流的机构，叫“日本佛教联合会”。可见，我们中国的友好交流工作还促进了日本佛教界的联合，而日本佛教界的联合促进了更多日本人跟中国友好。 其中，日本净土宗宗务总长、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会长水谷幸正先生曾经到中国进行过四五十次友好访问，我接待他不下二十次了，我们成了老朋友，见到后就会热烈拥抱。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