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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确立的这一不泥文字、心开悟解的悟解法为后世禅宗各派所承发。保唐禅的无住禅师有“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历代法宝记》)之说。洪州禅则指出：“若说文字，皆是诽谤，”以文字说佛，即是诽谤佛；以文字释经，即是诽谤经。希运强调“第一不得于一机一教边守文作解。”(《宛陵录》)临济禅师义玄同样认为：“设解得百本经论，不如一个无事底阿师”；“设有者，皆是名言章句，接引小儿，施设药病。”(《临济录》)为什么对经典佛理的把握要排斥言诠？禅宗认为在主体心性与对象经典佛理之间一旦介入了语言文字这一中间环节，便形成了一种隔离，主体便不能直视对象，从而不能直观体悟出对象的整体意蕴。禅师们对此多有论述，法融认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景德传灯录》卷三)怀海主张“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古尊宿语录》卷一)希运由此而主张“绝学”，认为“古人心利，才闻一言，便乃绝学，所以唤作绝学无为闲道人。今时只欲得多知多解，广求文义，唤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雍塞。” 后期禅宗在悟解问题上与慧能禅不同的是，慧能虽否定语言的诠解功能，具有直觉主义倾向，但尚未走入极端；后期禅宗则提出了种种极端的方式来打破语言执着，宣扬内心体悟，具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色彩。现以洪州禅的“割断两头句”和临济禅的“三玄三要”为例略示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悟解法。所谓“割断两头句”是怀海提出的用以打破语言执着、悟解经文大义的方法，具体指“割断有句不有句，割断无句不无句”，也就是指要超越任何语言的肯定与否定。因为任何肯定与否定如有无、非有非无等，都是“死语”，只有既不落有无，亦不落非有非无、超越一切肯定与否定，才是“生语”；只有“生语”才能理解佛法大义。“三玄三要”是临济宗提出的三种悟法境界，“三玄”指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何中玄是说言辞虽能一定程度地揭示佛典义理，但拘泥于言辞却是一种执着；句中玄是指使用语意不明之辞句去诠释佛经，不拘通常意路而显示句中之理，可免除对语言本身的执着，但仍未“绝相离言诠”；玄中玄是指对佛理的言说虽出于心体而又不住于心体，虽有所表达而又不明确道出，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一般无言诠之迹，参学者从这种诠解的表面辞句中找不出答案，须是切己自悟，方可悟出言中之理。与“三玄相应的是“三要”，第一“要”为“言中无造作”，即对佛典的诠释与佛理的理解虽不离言说，但不造作，此“要”相当于“体中玄”；第二“要”为“千圣入玄奥”，即于经义有所言说，但不泥言语，能随机应变，此“要”相当于“句中玄”；第三“要”为“四句百非外，踏尽寒山道”，即虽有言说，却超越一切肯定与否定等语言形式，不留言诠之迹，让人自体自悟，此“要”相当于“玄中玄”。 禅宗不同派别的这些解经方法虽有所异，但却贯彻了一个共同宗旨，这便是轻弃言辞，注重悟解。相对于注重语言诠解的汉代附会法，注重于自由发挥的魏晋格义法及注重揭示佛典整体意蕴的南北朝隋唐义解法来说，禅宗这种悟解法主要是侧重于从主体的心理层面去理解、领会佛典之旨趣和佛理之境界，它较多地引入了非理性主义和直觉思维方式。在中国佛教解经方法的演变中，它是最后一种表现形态。(信息来源：摘自《中国哲学史》) 编辑：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