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这种只专一经一论，只执一师一说的学派形成后，彼此间又逐渐相互渗透、补充与影响，至隋唐时终于发展成宗派。当时有八大宗派：天台、华严、三论、唯识、净土律、密、禅。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佛教走上了完全独立化的道路。这在解经方法上也有所体现：一是此时的佛学者不仅能透过语言层面直探经文原旨，而且能将印度佛学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融为一体，相互发明，从而既使佛教在义理思想层面(而非语言层面)更加中国化，又使佛理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两者的大规模融合开始于隋唐，完成于宋明。二是南北朝佛学中的义解法此时趋于成熟。南北朝时期的义解法虽打破了魏晋佛学格义法对佛经名相术语的拘执，能深入到义理层面解释佛典，但由于当时各学派大多局限于一经一论、一师一说，因而对佛理的整体理解是有限的，当时的大乘与小乘及般若学与涅pán@③学之间的融合沟通都是初步的、有限的。隋唐佛教则不然，经过魏晋南北朝佛学家对印度佛学思想的研习、消化和吸收，经过几百年的印度佛学与中国本土思想的相互适应与协调，隋唐佛学者已能打破南北朝学派之间的理论局限，广泛综合各派学说，调和各种教理教义，从整体上对佛教原理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调和与融会贯通。

这种综合调和与融会贯通之义解法的运用，最集中地体现在隋唐佛教的判教理论中。“判教”即“教相判释”，其做法是打破以往解经中主于一经一论的局限，以整体观念重新诠释所有佛教经典，对所有佛典都从形式到内容予以重新安排和估价，分别深浅、大小、权实、偏圆等，以此判定各类经典的意义和地位。这种解经方法在印度佛教及中国南北朝佛学中均有运用，但至隋唐时才成为一种普遍的解经方法。当时各大宗派都有自己的判教理论，如天台宗有“五时八教”说，三论宗有“三藏三法轮”说，华严宗有“五教十宗”说，法相宗有“三教”说，净土宗有“二门”说等。这些判教事实上是基于佛学者对整个佛教原理的理解与融通而对所有大小乘佛学思想及其所据典籍进行分科组织，站在佛理研究的高度来对原本彼此对立的派别和著作，按一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予以系统的评价和安排，以此确定各类典籍、各种思想和各个学派在整个佛教中所居之地位。这等于是用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对佛教的典籍、教理和教义予以重新认定和组织。这种义解法充分反映出中国佛学者在吸收外来文化处理哲学思想矛盾时所具有的高超的思辨能力以及反映于其中的追求统一与和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

当然，隋唐佛教早起的几大宗派的判教理论对佛典的诠释与理解仍有不成熟之处，它们往往只是机械地将各类经典和各家学说排列一下，并未说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无法对整个佛教理论得出统一的理解。这种情况的存在促使一些佛学者进一步致力于对佛典义理的义解会通工作，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唯识宗创始人玄奘。玄奘力图对整个佛理及中国所传的所有佛典进行整体义解与会通的心愿确立已久，他受具足戒后，便遍访名师，精研大小乘各类佛典，企图对佛典义理作出统一的解释。但在当时中国佛教界范围内，他访师的结果未能达到这一目的。于是，他历尽艰辛去印度学佛取经。玄奘居印17载，博览群经，尤其精研了印度瑜伽行派学说，因为他认为此派理论汇通了三乘佛说，将佛学全体赅摄净尽。他力图以此为核心来对全部佛学予以重新解释，从而消除各派各典之间的矛盾。例如，当时的中观学派与瑜伽行派因对“二谛”(真谛与俗谛)的解释不同而成相互对立之势，中观学派用一重二谛的学说来衡量瑜伽行派，认为该派所说之俗谛而无真谛有是违背中观学派之俗谛有而真谛无之说的。玄奘则从“见道”入手，会通二宗，认为俗谛是方便施设，是随顺真谛的，是真谛的具体体现，因而它同真谛一样的有，亦一样的无，不可拘执。如此理解中观与瑜伽的二谛说，便把两宗相同之处联系起来，而将其相异之处化解了。回国后，玄奘致力于译经事业。在这一方面，他同样贯彻了这种融会贯通的义解法。玄奘的译经活动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译《瑜伽师地论》及相关论著，经过他的翻译，旧译旧说中的矛盾被消解了，瑜伽行派的理论脉络得以理清；第二个时期是译《俱舍论》及相关论著，他纠正了过去此经翻译中的错误之处，阐释了该系统经论的整体思想；第三个时期是译《大般若经》及相关论著，经过他的翻译，原来松散的经典结构形成了体系。他在这三时期的译经中所做的贡献与其所运用的义解方法始终是分不开的，这个贡献集中表现为，经过他的翻译，印度佛典的本来面目得以再现，佛教原理的整体精神得以显扬，整个印度佛学的面貌得以清晰起来。

隋唐佛教各宗派在解经过程中基本上都采取了这种义解法，只有禅宗例外，它独创悟解法。

四、禅宗的悟解法及其非理性主义倾向

禅宗有一个重要观念，认为佛教最高真理，佛经中最深刻的义理是不能用语言解说清楚的，即“第一义不可说”，“说即不中”；必须经由主体自身的体悟，才能把握佛典圆义。禅宗这一观念形成于六祖慧能。慧能之所以倡导悟解法，是有主客观原因的。从主观方面说，相传慧能不识文字，未曾披研经论，他的佛学造诣不是通过对佛典的研阅剖析而得来，而是“一闻经语，心即开悟”(《坛经》)，是“悟”出来的。这使得他对“悟”的作用深有体会，而对文字的作用则认识不足。从客观方面来说，慧能悟解法的提出与道玄轻名言重观悟的认识方法的影响有关。道玄的“得意忘言”说曾深深影响过僧肇与道生，他们均反对机械引用道玄概念去格解佛经，而主张运用道玄重悟轻言的学风与方法去研释经典，只是僧肇与道生在崇尚体悟的同时亦不排斥名言的作用，故他们的解经法从总体上说仍属于义解而不属于悟解。禅宗在经典的理解方法上承接了僧肇、道生的学风，并进一步否定了语言文字在传达佛理中的作用。从慧能开始，禅宗倡导“不立文字”，该宗虽并非真的不立文字，但在不泥经典，不拘文字，自由阐发佛理方面的确表现突出。慧能说：“一切经书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一切经书，因人说有”；“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足。”(同上)他在文字诠释与“心开悟解”之间选择后者作为理解佛理的途径，认为“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同上)最微妙的佛理是不能通过文字阐释清楚的，一落言诠，便有所限制，便不是“妙理”或“第一义”了；只有通过“悟”，才能从根本上整体上把握佛理精髓，所谓“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久不明，与义作仇家。”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