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个喇嘛把庙里唯一的一本伏藏经书委托给我父母，从此，我们家就把这件宝贝整整藏匿了七、八年。如果被人发现的话，父母肯定是要坐牢的。但他们宁肯每次搬家时把它先放在山洞中，等安顿下来后又悄悄取回来埋藏好，也不会轻易就把它上交出去。

还有很多藏人不能明里念诵咒语、供奉佛像、勤行供养礼拜，他们就暗中做这一切。我所在的地方有七户牧民按规定放养公牛，我亲眼见到他们晚上放牧归来后，各个都在家里念诵经文、礼拜不辍。我们那个地方的藏人并不是藏人中的“学佛先进分子”，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藏族老百姓。以同理推知，广大的藏族民众当然也同样不可能从内到外都来一番彻头彻尾的转变。 

那个年代的藏人家中一般都悬挂有毛泽东的画像，其实这一点在全国各地都一样。不过在这一共同现象的背后，藏族人还有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他们在主席像的后面往往供奉着佛像；或者白天挂毛泽东的像，晚上又换成佛菩萨的像，且供灯、供水从未间断过。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此种对佛法的虔诚信仰恐怕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与藏族相提并论。 

文革后，藏民家中供奉的各种世间伟人像就逐渐销声匿迹了。就我个人近二十年的观察而言，我就从未在任何一个藏人的家里，不管是牧民家庭还是知识分子家庭中看到过这种画像。最近，我又见到了一则新闻报道，言藏人过年时要挂主席像。不过一看那几个藏人的装束我就在想，会不会是记者搞错了？因他们的穿着举止明显不像是藏族人的所为。 

莲花生大师早就授记过，未来的岁月里，魔会进入男人们的心中；魔女会进入女人们的心中；独角鬼会进入孩童们的心中。因此，在文革这一特定的混乱历史条件下，正当群魔乱舞的年代，有些藏族人也着魔发狂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若就此议论说藏族人大范围内都背弃了信仰，都抛弃了佛法，则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我心目中就牢牢记着这么一幅画面：当时的很多僧人都被迫脱下了僧服，但在他们的俗家装束下，往往会隐约看到里面穿着的喇嘛服装。这也为当时整个藏地的佛教信仰情况提供了一个形象的注脚：外在的改变绝对不代表内里的灵魂；身与心的不相协调、甚至割裂，原因不在于本人的意愿，而是环境的逼迫。但即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大多数藏人依然不愿背弃自己的心，他们把希望深埋在心底，平静而韧性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八七年时，在五台山菩萨顶我曾见过一个汉僧，当谈起文革期间自己所做的种种非法行时，他禁不住痛哭流涕起来。是的，文革对藏地、汉地的佛教徒，乃至对普通民众而言，都是一场可怕的梦魇。汉地的众多出家众面对佛法被蹂躏的现实，恐怕也只能发出一声轻叹。同样，汉地寺庙遭受破坏的程度一点也不比藏地轻，人民受愚弄的时间、范围、程度更是举世罕见。重新去抚慰历史创口时，重要的不是去看众人在历史特定阶段中的外在表现，而是应反躬自省，好好省查省查人们的心在一个扭曲的时代里，是不是还基本保持住了应有的尊严、人格、道德与良心！如果内心始终清明、向道的话，那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就有了高尚地生存下去的脊梁。对我个人来说，虽已在喇荣佛学院呆了近二十年闻思佛法，但如果类似文革那样的，甚或更大的灾难再度发生时，自己能否站稳立场、身语意不做一丝一毫违背正法的事，现在的我并不敢拍着胸脯立下铁定誓言。 

从文革那场灾难中挺过来的藏族，我对她的未来满怀希望，就像对所有历经磨难、挫折而后依然顽强生存着的民族满怀希望一样。但同时一种深深的隐忧也常常占据我的脑海：如今的藏族年轻一代会不会在另一场席卷全球的消费文化大革命、强势文化与流行文化剥夺少数文化生存权的大革命中放弃佛教的立足点，并最终缴械投降呢？ 

要想依然保持住藏族人心的纯净与高尚，唯一的应对措施、唯一的希望只能是继续把佛教当成我们的生存命脉。佛教铸造了藏族人慈悲、坚韧的心，而藏族人将在心的指引下奔赴佛法指出的终极光明。 

显密之关系 

问（19）：藏传之密宗的修行，要以显教为基础。我想知道的是，显教的修学与密宗是什么关系？密宗与显教有什么不同？ 

答：藏密的修学的确是建立在显宗的基础上，但所谓的密教要以显宗为基础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把显宗全部学完了才可进入密法的学习。这里所说的基础有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最初的兴起是从显宗经典的弘扬上开始的。据《唐书》记载，约在东晋时期，藏地进入了托托日年赞国王（《唐书》称其为陀土度）的统治时期。公元317年，当国王已是花甲之年时，有一天突然天降四部宝典：《宝箧庄严论》、《百拜忏悔经》、《十善经》、《十二因缘经》等，并且虚空中还传出声音说：“自兹当俟五世，始晓此事。”也即是说再过五个朝代，人们才能懂得这些佛典的内容。结果等到松赞干布执政时，藏地开始有了文字，人们真地明白了这些经文的含义。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显宗经典为后来密法的弘扬开始打下牢靠的基石。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