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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做到这样的就可以入道了，可以去证悟菩提，可以去证“道”。 达摩祖师告诉二祖这一句话，应该是在问安心法门之前的事。达摩权衡二祖的禅定功夫，再教他禅定的路线。二祖问此心不安，应该是在功夫做到了以后的事。为什么？假定一个人做到了“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敢说自己成佛了吗？心安了没有？悟道了吗？这时究竟什么是佛？什么是菩提？还是搞不清。所以此心不得安。 后来二祖传法给三祖，交付衣钵以后，比济颠还有过之，到处吃喝乱逛。像他这样大名鼎鼎的学者，出家以后专心用功，达摩祖师又付法印给他，等他交出衣钵后，晚年的生活完全不同，又喝酒，又在花街柳巷到处乱跑。人家问他：你是禅宗祖师，怎么逛道酒家去了？二祖讲了一句话“我自调心，何关汝事。” 问题来了，他求的是安心法门，达摩祖师一接引，把安心法门给他，但是到了晚年他还要去调心，此心尚不得安，可见二祖所讲禅宗安心，这个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仍是一个大问题。没有成佛以前，谁的心都不能安，包括罗汉、菩萨，都没有究竟安心，除了大彻大悟，谁都不能安心。 拿现在学术思想来讲，唯心思想与唯物思想，两者在争战。我们晓得心物是一元，究竟心怎么样能够造成物，如果不到成佛的境界，谁都下不了结论。所以，在理上尽管谁都会讲，事实上心却安不下来。 这就是禅宗。从此以后，禅宗事实上几乎等于没有了。 我们后世研究禅宗，都注意南宗六祖这一系，不把南北两宗连起来研究。四祖时，正是唐代要开新纪元的时候，也是玄奘法师到印度留学，快要回来的时候。那时，禅宗还没有大兴盛，仍是单传，一个人找一个徒弟，来继续挑这个担子，使法统不致断失。到了四祖以下，造就出来不少弟子，后来唐朝几个大国师，乃至华严宗、天台宗的祖师，都是由四祖这个系统下来的，比六祖系统的辈份高。 唯识、法相等经典，经由玄奘法师介绍过来后，佛法的教理更趋完备。后来的临济祖师，也是唯识宗的大师，不是光学禅的，曹洞祖师亦然。他们通达各种教理，不像现在我们一般人，不去研究经典教理，只拿个话头就自以为懂禅了。从前的大祖师们，是在三藏十二部都通彻了以后，再抛弃教理，走简截的法门，一门深入。正如孔子所讲的：“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由博而约，先博学，待通达以后，再专门走一条路。 到了五祖的阶段，就是唐太宗时期，禅宗是单传，在文化上并没有占太大分量。不久，天台宗渐渐出头，当然最普遍的还是教理。接着玄奘法师回来，造成佛法之鼎盛。唐宋时候，第一流人才，第一流头脑，往往致力佛法。现在第一流的头脑和人才，都到工商业界去了。所以现在怎么会有佛法？时代完全相反了。那时学佛学禅是时髦，等于现在研究科学一样，风气使然，教理盛极一时。而领导者唐太宗，也非等闲之辈，诗好，字好，武功好，佛学也好，样样好，他为玄奘法师所写的圣教序，就决非他人所能替代。 禅宗的鼎盛时期是中唐以后，晚唐到五代之间。当时佛学的理论，发展到最高峰，而六祖的禅，刚刚凑上了时代。那时唯识、法相、华严，各种佛学的理论普及于社会，差不多读过书的人，都会谈几句佛法。这时，小乘的修持已经看不上了，都走大乘的修持方法，但又找不出一个路子；于是达摩祖师所传的禅宗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到了五祖、六祖时，即应运而出。 达摩祖师初传的修持方法，理论上教大家注意楞伽经。到五祖时改变了，因为楞伽经的学理太高深了，为了容易证入这个法门，改用金刚经。其实在四祖时已经开始了这个方法，到了五祖、六祖更盛而已。金刚经讲性空之理，非常简化。这时佛学的理论，似乎走到金字塔最高峰，钻不出来了，如何与身心平实地打成一体；如何立刻求证，反而成为很难的事。因为依照教理来讲，一个凡夫想要成佛，须经三大阿僧祗劫，遥遥无期，怎么修证呢？ 大乘经典一流行，觉得小乘法门不足为道。而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更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到了六祖时代达到了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