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ttp://manyuer.bokee.com    作者： 王翔 

六、本源的追寻：我选择佛学的前因后果

　　我之所以想亲近佛学是源于无常的幻灭和对生死的追问。负笈至今，星霜已换于十秋，岐路俄经于万里，求学于大江南北，也从事过数个不同专业的研究，然而惭愧得很，对于人生疑惑的解答却远没有水到渠成、疑网顿断，反而是无常的流变，使自己不断丧失了本真的力量。过去自昏达旦，常忙于学业，也算是熏习过伟大的作品，学习过英美文学、新闻传播、文学、艺术史和东方学，同时对历史、心理学等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是这些学科对于生活所给出的答案都无法根除我的大疑情，在内心挣扎动摇的时刻都无能为力。丰子恺说弘一法师所皈依的佛学(宗教)乃是“艺术之上的第三层楼”(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想来也有这个道理。我们都在迷中求生存，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无处解惑，感受不到时代的正义和关爱，往往在一念之间竟不知应该做恶，还是应该扬善。所有这些，都使我渐渐趋向佛学，力求找到解脱无明的法门。

香港大学

　　7年之前，我因为偶然的机缘在南京大学听闻赖永海教授的佛学讲座，后来也浏览过铃木大拙博士和南怀瑾先生的系列禅学著作，所以一直觉得禅门五家七宗所开示的本来面目必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精神家园。1998年在丝绸之路上，北中国的山川风月无不彰显了往日佛教的辉煌与觉照。在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苦读的时候，佛学部分也是我时常光顾留连之地。后来远赴XZang，又拜读了张澄基先生翻译的《密勒日巴尊者传》，更领略了藏传佛教大成就者的风范。而真正接触到佛学研究的浩瀚之海则是在耶鲁大学。虽然无缘亲炙Stanley Weinstein教授，但是Sterling 图书馆的佛学宝库还是让人眼界大开。特别是李元松居士有关现代禅的论著和张澄基教授的遗世之作《佛学今诠》对我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耶鲁的严谨学风也让我初尝了西方现代学术的味道。我曾经就学于两位访问耶鲁的佛学教授(Prof. Morten Schlutter and Prof. Paul Groner, 他们分别从事中日佛教的研究)，算是在佛学研究上作了入门的准备。佛学的范围纵横辽阔，史学和哲学研究法并举，兼以许多后现代的新方法(如Prof. Bernard Faure 所著的 The red thread : Buddhist approaches to sexuality screen.width/2)，我又素来喜好兼收并蓄，很难说有太多固定的兴趣。也许因为对荣格的无意识心理学以及微精神分析学曾略下功夫，对阿赖耶识等涉及生命本源的问题很有兴趣，在各种宗教、神秘主义和深度心理学中我都感觉到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描述着同一种存在。就学术成就来讲，我观察到日本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在大小显密、词典编纂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楠顺次郎、宇井伯寿、镰田茂雄、柳田圣山等），而西方学者在涉及多语种的文献学研究中则当仁不让( Th.Stcherbatsky, Paul Demieville, Edward Conze, Lambert Schmithausen 等)。而严谨的佛学包括完整的宗教学的学术体制似乎还没有在中文学术圈中建立起来（在北大的宗教系也是勉强纳于哲学系的麾下）。我虽三尺微命，一介寒生，但是也愿意仿效自由独立之士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使真理得以发扬(陈寅恪《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既然自己的兴趣已经转到以佛学为中心的宗教学研究，也希望有机会能为中国在宗教研究上建立严谨的学术制度而尽一点绵薄之力。

　　另一方面，我虽酷爱自由读书，然而对机械而职业化的学术却抱有疑心。我认为现在的学术训练越加背离了知识分子“为人类的困境开辟道路”的人文理想，成为一种和更为远大的景象几乎无关的纯粹的职业训练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 Edward W. Said.)。佛学的研究固然要有严格的学术规范和文献学的功底，但是恐怕不应背弃出离苦海，了生脱死的佛陀本意。我也希望个人的努力方向能够避免这种弊端，将感性的人文精神和渡尽众生的救世理念融会于理性的学术之中。

　　我虽有出尘之志，也许终于难像洞山良价禅师一样发下“舍今世之身命，顿明般若”的誓愿(洞山良价《辞北堂书》)，但却乐意以一己之力与诸位大德学友们共襄盛举，以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理想为己任。希望支持佛学研究的基金会能够给我这个机会追随善士，一心为学，为以后的佛学研究和教学打下基础。

　　2003年3月15日星期六

　　于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