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美国哈佛大学读无线电的时候，有空就常到中文图书馆里阅读藏经，并不因美国物质上舒适的生活，而改变了学佛的思想，反而觉得科学的发展与佛教的宏扬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事。

回国后，到杭州担任中央航空学校无线电教官，同时兼任浙江大学教授。浙大颇有几位教授信佛，记得有一次理学院程环西博士约我去，在教授们的座谈会上讲演过一次佛法。其后，曾招待过英国来华访问佛教的鲍乐登先生。可惜我不懂梵文，谈到佛法时，颇有隔阂处。有一次，我在杭州公德林遇见了圆瑛法师，他给我讲了楞严的要旨和《金刚经》的三谛三观的道理。我至今也未忘记他老人家的这一次讲解。

此后十余年，我南来北往，服务于军界，又经营工业。我在家布置了精美的佛堂，看经念佛。到了1948年7月，我辞去公职，安然返回故乡苏州。

我的老家在苏州乡下，父老故旧，死的死，离的离，所以想在城内觅屋，不到三天，就找到了一所精美、理想的住宅，而且租价较任何处为低廉。原来房东也是一位居士，一见如故，自然有说不出的愉快。他特地腾出书房，让我成立佛堂，供养佛菩萨像。

当然，从此以后我们两家是每晚结伴念佛，我也找到了一个谈禅说法的对象，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又结识好几位居士。只可惜此时曾给我助益的王小徐居士已经圆寂，计自通讯之后，仅得面谈两次，从此不能复聆教益了，惟有将他赠我的“慈悲、忍辱”箴规，终身永守，以报万一。

偶因亲戚喜事来沪一行，便道问候陈无我、范古农、陈海量诸居士，并参观佛教青年会。诸居士坚约演讲，我推辞不了，只得应允。我写的《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是我对佛教的处女作，这次演讲也是生平第一次，正像小学生对先生背书，怪不自然的。讲后越想越惭愧，正想溜回苏州，不料又被青年会理事长方子藩居士等拖住，定要叫我在九九电台播讲《佛学与科学》。我不得已接受了他们的要求。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