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建平

    九岁那年的夏天，我的母亲突然投井自杀身亡。

　　在亲眼目睹了死亡的狰狞嘴脸之后，一个女孩的金色童年便黯淡了，结束了。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夜不能寐，在深深的黑暗里瞪大眼睛望着虚空发呆，努力地思忖着人为什么会生？为什么会死？还没生的人在哪里？死了的人又去了哪里？

　　我的老保姆信佛，她说你的妈妈是个好人，她应该是到天上享福去了。老保姆还告诉我，四十九天内妈妈还会回来，不过不再以人身，而是变成飞蛾、蝴蝶什么的飞回来看望她的儿女。妈妈死后一个月的那天早上，睁开眼就见一只硕大的黑蝴蝶停在我和妹妹睡觉的蚊帐上，羽翼微微地扇动。妹妹一跃而起，跳下床去扑打蝴蝶，蝴蝶落在地上翻滚两下不动了。我滚下床，捧着蝴蝶歇斯底里地尖声哭叫：“这是妈妈！这是妈妈呀……”最后父亲不得不把我送进了医院。

　　那年暑假后，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野孩子。每到放学，我不肯回家，我怕家人小心翼翼看我的眼神。我宁愿一个人在学校周边的山林、河滩上悠悠荡荡，以排解内心的悲伤和惶恐。我害怕夜幕降临，害怕夜半从睡梦中醒来，我总是抑制不住偷偷窥视窗外的夜空，猜测母亲到底飘逝在哪颗遥不可及的星星上。

　　母亲是建国前的女子中学毕业生，她酷爱文学，死后留下了一大箱子文学书。学龄前，在盛开雏菊的河滩上，母亲为我讲解唐诗的美妙记忆，成为我热爱文学的人生坐标。母亲逝去一年后，我收敛起桀骜的野性，开始读她留下的那些大部头的书。

　　对于四年级的小学生，《中国上古史演义》、《东周列国志》、《红楼梦》、《普希金诗选》等，不啻是天书。我不再参与女孩子家的游戏，常常躲在一隅，借助新华字典和成语词典，不求甚解，囫囵吞枣，读得不亦乐乎。其实这不是在读书，而是在怀念，我的发髻上扎着母亲的蓝蝴蝶结，学着母亲低头读书的姿势，幻想着有朝一日，我能成为母亲那样端庄秀丽、知书达理的女人。

　　即便是囫囵吞枣，读书对我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我的知识面宽了，遣词造句有了新意，作文的文字和意境也超越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语文老师喜出望外，常常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在班上宣读，并预言我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作家。

　　我的确想成为作家。在我幼稚的认知中，作家简直就不是人，是神，是古书上说的魁星下凡。记得当年我蜷在父亲的大藤椅中，如痴如醉地读艾芜的《南行记》。《南行记》里除了有精彩的风土人情和故事，还让我有了一个梦想——长大后如艾芜那样，做一名浪迹天涯的作家，每天看新鲜的风景，听新鲜的故事，写动人的故事。

　　有了梦想，我的夜晚不再孤单和荒凉，让同学们发怵的作文课，却是我炫耀自我的上好机会。我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我以前所未有的勤奋做我不喜欢的数学题。当我以优秀的成绩从小学五年级跳级而成为初中生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飚，令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斯文扫地，也把我们这些半大的学子从课堂撵到了穷乡僻壤，成为具有悲剧色彩的“知青”一族。我的作家梦自然如水银坠地，杳无踪迹。

　　山村插队的日子，是我精神生活最为荒芜的岁月。那时的山乡很穷，很闭塞，没有报刊，没有书籍，甚至连半导体收音机也没有。幸亏不久公社让我当了不脱产的播音员，跟着广播机，我得以反复欣赏八个样板戏，还能收听到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

　　知青的岁月虽然贫窘而艰辛，但离开了继母的冷眼，离开了被打成走资派的父亲成天阴沉着的脸，我犹如逃离樊笼的小鸟，在险象环生的“广阔天地”里快乐飞翔。我买来厚厚的日记本，先端端正正写下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记下当天惊心动魄的事件，或稀松平常的流水账。这些记录可以说是我最初的“作品”，尽管它们从来就秘不示人。在山村的寂寞长夜里，我独自一人守着广播机，用笔墨将我的喜怒哀乐尽情涂抹在粗糙的纸张上，就如倾吐给一位善解人意的闺中密友。四年后，知青返城，我非常幸运地调进南昌市图书馆工作，在博览群书之余，还保持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直到1985年，因为一场龌龊的误会，我愤而把所有的日记本统统毁之一炬。

　　那次的焚毁令我通彻心肺。一大摞厚厚的日记本呵，它们不仅凝聚着我的心血我的情感，还是我的闺中伴侣，我的青春知音。当我把属于我的历史化为一堆冰冷的灰烬之后，我的心也冷了、空了。就在那年的夏天，我又如母亲逝去的夏天一样感到无比的孤单和凄凉。我不思饮食，悒郁终日，在一个又一个夜不成寐的暗夜里，我甚至想到了死。我终于谅解了母亲的自杀，我发现当生活暴露出其荒诞、猥亵的本来面目时，一头扎在水井里一死了之或许是最好的逃遁。

　　我如母亲那样患了抑郁症。在那些焦虑不安了无生趣的日子里，我的心理医生让我从唯美的追求中解脱出来，承认生活中的缺陷与卑鄙。我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我开始涉猎西方哲学，以寻找生活的意义而获得自救。我先读了罗素，又从罗素读了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这些古今洋人对人生意义的探究心路虽然各个不同，但最后都殊途同归，异口同声地哀叹人的渺小与无知，他们说与浩淼的宇宙相比，人就像是天地间一只可以忽略不计的蜉蝣。

　　西方哲学没能解答我的问题，但却打开了我的眼界。渐渐的，看事物的眼光有了新的高度和境界，我不再在生活的枝节小事上纠缠不休了，我甚至发现了并不是所有作家的书都写得精彩，我获得了信心，决心圆童年的梦想，用自己的笔墨去说自己心中想说的话，描述自己眼中的独特世界。1993年秋天，在权衡和验证了自己的文学功底和志趣所在之后，我毅然辞去了南昌市图书馆副馆长的职务，调入《南昌日报》（当时称《南昌晚报》）副刊部任文学编辑。当年，加入了市作家协会和省作家协会。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