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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参与其中，不久即应李登辉的邀请启程从香港重返台湾，与李当面商讨对大陆政策。1990年12月3日，在南怀瑾先生的香港寓所，两岸密使重开国共两党会谈。
为两岸密使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南先生分别给两岸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及时抽身、乐观其成的心愿。信中说：“我本腐儒，平生惟细观历史哲学，多增感叹。综观八十年来家国，十万里地河山，前四十年中，如阴符经言，人发杀机，天地翻覆。后四十年来，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及今时势，吾辈均已老矣。对此劫运，应有总结经验，瞻前顾后，作出一个崭新好榜样，为历史划一时代之特色，永垂法式，则为幸甚！但人智各有异同，见地各有长短，一言兴邦，岂能望其必然，只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读书乐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应物，活到现在，已算万幸的多余。只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就无遗憾了。目前你们已经接触，希望能秉此好的开始，即有一好的终结。惟须松手放我一马，不再事牵涉进去，或可留此余年，多读一些书，写一些心得报告，留为将来做一点参考就好了。多蒙垂注关爱，宠赐暂领，容图他日报谢。” 两岸领导人并未让南怀瑾先生如愿。双方密使陆陆续续在南的香港寓所会谈了多次，但未获进展。于是南先生提议大陆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许鸣真二人为密使，参与会谈。由此，会谈分量和效果有了明显的增进，终于促成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被江泽民主席委任为会长。一年半后，即1992年6月16日的一次会谈，南怀瑾先生披挂上阵，为两岸密使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建议书内容如下：“有关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问题，适逢汪道涵先生、杨斯德先生、许鸣真先生等与苏志诚先生等，先后在此相遇，广泛畅谈讨论。鄙人所提基本原则三条认为：双方即应迅速呈报最高领导批示认可，俾各委派代表详商实施办法。如蒙双方最高领导采纳，在近期内应请双方指定相应专人商谈，以期具体。如未蒙批示认可，此议作罢。基本三原则三条：1.和平共济，祥化宿怨；2.同心合作，发展经济；3.协商国家民族统—大业。具建议人南怀瑾敬书”。此建议书由汪道涵直接送达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获得肯定。而台湾方面由于苏志诚深知李登辉意图，竟私自将建议书压下了，终因李登辉没有回应而不了了之。从此，南怀瑾先生退出两岸密使的会谈。 双方达成“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共识 在汪道涵的努力下，本着在南先生寓所会谈的精神，两岸密使又分别在珠海、澳门、北京等地密会多次。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以汪道涵为会长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以辜振甫为董事长的海峡两岸基金会，在香港举行了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共识，这就是“九二共识”。这个共识一直成为两岸对话与谈判的基础。1993年4月27日，备受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终于在新加坡正式举行，共同签署了四项协议。虽然协议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范围，但它毕竟具有浓厚的历史象征意义，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1995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八项主张，即“江八点”。汪道涵当即向江主席举荐南怀瑾先生，并将我当时在一家杂志上撰写的介绍南先生情况的《奇书、奇人、奇功》一文，推荐给江主席参阅。同时，汪道涵又代表江主席邀请南先生回大陆，与江主席直接见面，交谈台湾社情与推动两岸关系方略。由于南先生抱有传统的“士大夫”气，对国共两党始终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没有得到江主席正式的书面邀请，终不为所动。一直拖到两个多月后，南先生才以探望许鸣真为由（当时许在上海医院处于病危状态），动身来上海与汪道涵先生见面。他用了四个多小时，向汪叙述台湾历史沿革，民心民意所在，台湾政情、党情、社情，以及国民党近况与李登辉的变化，强调攻心为上，文化统一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