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领导人并未让南师如愿。双方密使又陆陆续续在南师香港寓所会谈了多次。其中，一九九一年春季，在两岸代表第三次会谈中，为打破僵局，争取机会，南师提出“和平共存，协商统一”八字方针作为备忘录，建议双方代表签署。南师的意思是，签了，回去双方领导人认可，就有法律效力；有一方不认可也没关系，放在口袋里想用时就可以拿出来用。这看似一句文学语言，但妙就妙在这里。台湾代表当时表示马上可签字，大陆代表因未有授权，不敢签字，失去了这次机会。此后，很多情况逐渐变化，双方虽会谈多次而未获进展。

鉴于此，南师提议大陆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许鸣真（即后任国安部长许永耀的父亲）二人为密使，参与会谈，提升会谈份量，增进会谈效果。由此，促成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被江泽民主席委任为会长。一年半后，即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六日的一次会谈，南师亲自披挂上阵，为两岸密使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建议书内容如下：“有关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问题，适逢汪道涵先生、杨斯德先生、许鸣真先生等与苏志诚先生等，先后在此相遇，广泛畅谈讨论。鄙人所提基本原则三条认为：双方即应迅速呈报最高领导批示认可，俾各委派代表详商实施办法。如蒙双方最高领导采纳，在近期内应请双方指定相应专人商谈，以期具体。如未蒙批示认可，此议作罢。基本原则三条：一、和平共济，祥化宿怨；二、同心合作，发展经济；三、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具建议人南怀瑾敬书”。此建议书由汪道涵直接送达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获得肯定。而台湾方面由于苏志诚深知李登辉意图，竟私自将建议书压下了，终因李登辉没有回应而失之交臂。从此，南师退出两岸密使的会谈。

后来，在汪道涵先生的努力下，本着在南师寓所会谈的精神，两岸密使又另辟管道，分别在珠海、澳门、北京等地密会多次，中共高层曾庆红先生也介入会谈。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以汪道涵为会长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以辜振甫为董事长的海峡两岸基金会，在香港举行了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共识，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九二共识”。这个共识一直成为两岸对话与谈判的基础。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备受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终于在新加坡正式举行，共同签署了四项协议。虽然协议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范围，但它毕竟具有浓厚的历史象征意义，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一九九五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八项主张，即“江八点”。汪道涵当即向江主席举荐南师，并将我当时在一家杂志上撰写的介绍南师情况的《奇书、奇人、奇功》一文，推荐给江主席参阅。同时，汪道涵又代表江主席邀请南师回大陆，交谈台湾社情与推动两岸关系方略。两个多月后，南师到上海探望病危的老友许鸣真先生，期间应邀与汪道涵先生会面，用了四个多小时，向汪阐述台湾历史沿革，民心民意所在，台湾政情党情社情，强调文化统一领先。

就在两岸关系渡过危机、处于微妙阶段的时候，一九九八年十月中旬，辜振甫先生应邀率领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与汪道涵再度聚首，并同江主席进行坦率交谈，最后达成汪道涵应邀访问台湾等四项共识，使两岸关系春意初现。恰在一九九八年十月下旬，我应台湾“中央通讯社”的邀请，率领人民日报社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汪道涵先生得知此事，殷殷嘱咐我专程去拜会辜振甫先生，代他致意，并了解台湾政界对刚达成的汪辜会晤四点共识的反应。同时要我返程途经香港时，前去拜会南师，听取南师对两岸关系的高见。到达台北的第二天，我便拜访了辜老先生，贯彻了汪先生的意图。代表团从台湾访问归来途经香港时，我特地去拜见南师，听取他对“汪辜会晤”的反应。

这是我第一次去南师香港寓所拜访神交已久的南师。当时他八十一岁高龄，精神矍铄，称我为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