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海：有些人认为信仰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有些人则认为必须首先做到“无条件的信”，应当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济群：说到宗教，必然涉及到信仰。基督教有“因信称义”、“信者得度”之说，显示了信的绝对作用，这就是典型的“无条件的信”。因为许多宗教经验是超越理性层面的，所以往往对理性进行排斥。
　　 但佛教认为，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正是因为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那么，提倡理性的佛教又是如何看待信的作用呢？《大智度论》告诉我们：“佛法以信为能入，智为能度。”要进入佛法海洋，首先必须有信，但要从佛法中得到利益，则必须依靠智慧(理性)。佛法修学包括“信、解、行、证”四个次第，也是以“信”作为进入佛门的第一步，再辅以“解”和“行”，最后才能达到“证”的目的。只有对佛法生起信仰，然后才会去认识和理解，才有能力去行持和实践。反过来，对佛法有了深刻理解和切身实践之后，才能使信仰得到进一步深化。
　　 关于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印顺法师将其概括为：“佛法依正见而建立正信。”如果没有正见为基础，信仰很可能落入迷信乃至邪信中。佛教中还有一句话是：“有信无智(理性)长愚痴，有智(理性)无信增我慢。”辩证地指出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佛法是非常重视理性的，当然这是指正确而健康的理性。佛法修行以八正道为纲领，其中又以正见和正思维为要，也就是说，正确的认识和思考是修学佛法的必要保障。有了理性的指导，才能引发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的修行。

　　云海：在网上经常看到佛教徒与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一些佛教徒常在言语之间将科学工作者归于“八难”中的“邪见众”，引起了科学工作者们的强烈反感，并多次指出许多攻击科学的佛教徒实际上不懂科学。
　　 济群：科学研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本身说不上“正见”或“邪见”，关键在于指导科学研究的“见”是否正确。教界人士对科学工作者的责难，主要是和唯物论的知见有关。就科学研究本身来说，如果不执著唯物论为基本出发点，而是本着求真的精神对未知世界进行客观探索，那么双方应该还是很有共同语言的。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追求真理，也包括科学研究。如果一概加以否定，是坏人善根。即使对于知见不正的人，也应善意引导。
　　 这一现象，还使我联想到另一种极端。长期以来，很多人都将科学等同于真理，而视宗教为迷信，试图以科学代替宗教。其实，这两种想法都是极为片面的。宗教和科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解决人生中存在的不同问题。科学是帮助我们认识物质世界，改善生存环境；而宗教则是建立社会道德，解决生死归宿，两者无法相互取代。所以，牛顿、爱因斯坦等许多著名科学家也都有宗教信仰。

　　觉照：有了宗教信仰之后，还能客观地从事学术研究吗？
　　 济群：许多研究宗教的学者都标榜自己没有信仰，也常听到一些学者说，虽然我不反对学生有宗教信仰，但我不希望他们在研究中介入信仰成分。这似乎都在表明，一旦拥有信仰，就会使学术研究失去客观性。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应该和历史上某些宗教对理性的压制有关。
　　 但佛教信仰和理性并不冲突。从佛法的角度来看，理性正是人类通达真理、成就解脱的基础。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理性往往是以个人的经验、知识及好恶为基础，这就使它很难摆脱自身的局限。所以，学术界在很多问题上都莫衷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我认为，从事佛教的学术研究，只有以信仰为基础，才能更客观地认识佛教。如果不真正走入佛教，怎么可能透彻地认识佛教呢？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在某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研究佛教，可想而知其客观程度将会如何。何况，能够通过书本和知识传达的佛教内涵很有限，如果没有修证体验，几乎不可能如实、客观、深入地了解佛教。
　　 《瑜伽师地论》曾说到四种真实：世间极成真实、道理极成真实、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学术研究只能达到道理真实的层面，而圣贤们成就的是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这是没有宗教实践的人永远无法抵达的境界。
　　 云海：一般的宗教和科学一样，都是带有某些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的形而上学基本假设的，如果带着某个基本假设来解释另一个基本假设，两个基本假设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大。这是科学研究的大忌！而佛教本来就不带这种预设的形而上学假设，其基本的原则就是“如实知见”，因此信仰佛教是不会对科学研究产生障碍的。　

宗教与社会进步

　　云海：有些学者认为，非竞争性的佛教信仰是中华民族近500年间不能自立于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而其他佛教国家，如缅、泰、老、柬及斯里兰卡等皆属于不发达国家，中南半岛文明发祥地的柬埔寨更是如此。现代社会是强者生存、崇尚竞争的社会。要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就要将佛教等“东郭先生”式的“软骨头”思想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中清除出去。　
　　 愿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基本由儒释道三家构成，在历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数度辉煌立下汗马功劳，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尚能如此，那么在高度文明的今天，也应当能进一步发挥作用。事实证明，受这种思想影响的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港台等地，还有千百万海外华人，都为世界创造了繁荣。中国近代以来的衰弱，或许正和蔑视本民族优秀文化，盲目学习西方，提倡连西方都不以为然的“达尔文主义”有关。有人接受进化论之后，就以此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进化论对于动物界是适用的，但对于人类来说，近现代社会发生的腥风血雨，便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不无关系。在文明的今天，究竟是提倡佛教的非暴力精神，还是主张弱肉强食的无情竞争更符合人们的愿望呢？　
　　 济群：佛教对社会的影响不可能是全部的，所以将国家兴衰简单归罪于佛教是片面的。就中国来说，佛教虽然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但真正治国还是依儒家的思想。此外，也不能以经济发达作为衡量社会健康发展的唯一标准。　
　　 如果说佛教的消极在于强调了非暴力，难道现代社会还需要暴力吗？这个世界已经有了太多的争斗，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结果又如何呢？当我们斗到精疲力竭之际，又靠什么来抚慰自己的心灵？
　　 从经济发展来看，西方国家固然更强大，但社会问题并没有因此消除。所以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经济和文化平衡发展的社会，是具有良好道德风尚的社会。至于佛教对于当今社会的作用，取决于佛教的思想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如果佛教能为我们提供智慧食粮，为世界带来和平安定，那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