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惑论》将《三破论》的基本观点摘录下来，同时进行辨析批判。综观全文，比较重要的论点可归纳如下。

1、针对“入国而破国”，《灭惑论》认为，大乘佛教灵活变通，二谛之法以有导俗，以无入真，而且四等弘心，六度拔苦，治国为政亦是佛教之本愿。所以，佛教造像建塔，意在阐扬灵教，功立一时，利在千秋。刘勰以历史事实为据，说明古代中国无佛法的时候，照样战乱不休，赤地千里，国灭人绝；而有佛教的时代，照样“民户殷盛”、“积粟红腐”，政治清平，显然不能得出佛教损政的结论。

2、针对“入家而破家”，《灭惑论》提出了两点反驳的理由，一是对孝的本质的认识问题，一是服饰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刘勰是从“大孝”的角度来论孝的，认为应当从根本(“理”)上去理解，不能只顾形式，舍本求末。从根本上看，出家和在俗是没有区别的，在“理”上是相通的。一个人在俗还是出家，都是“命”中注定。在俗的人“修教于儒礼”，出家的人“弘孝于梵业”。在家养亲尽孝，不过一时，而且无助于来生；但出家则不仅自度，而且为亲人永远消除苦难。在家与出家可谓均在尽孝，但权衡轻重，出家之孝最重。

至于出家人不穿俗服的问题，刘勰的回答是，服饰是礼节的外在要求，重要的是内心的诚意，而且服饰也非一成不变，三皇与五帝就不同服，可见服饰从来就没有固定之规，可以“触感圆通”。刘勰认为，服饰不同，但教化的目的殊途同归。

3、针对“入身而破身”，刘勰首先指出，“入道居俗，事系因果”，并非人人皆能出家，一旦绝尘离俗，则势必修戒、定、慧之学，而“妻者爱累，发者形饰；爱累伤神，形饰乖道。所以澄神灭爱，修道弃饰，理出常均。”离妻弃饰，是为了修道的需要。再者，周孔之训，父慈子孝，君尊臣卑，这是天经地义；但出世之教，“教必翻俗”，因此子不拜父，臣不跪君。子不拜父，“道尊故也”；臣不跪君，“尊不加也”。屈尊礼卑，不失为周孔之教的变通。

4、《灭惑论》对《三破论》利用“浮屠”、“丧门”等译文攻击佛教作了较为彻底的清算。刘勰对有关概念的来历作了较为正确的考证：

汉明之世，佛经始过，故汉译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声之误也，以图为屠，字之误也。罗什语通华戎，识兼音义，改正三豕，固其宜矣。

刘勰同时指出，即使五经世典，无关翻译，也存在“音字互改”的情况，何况“至教之深，宁在两字”，庄子讲“得意忘言”，孟子讥“以文害意”，所以，刘勰驳斥《三破论》这种做法是“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束，岂复过此”。

5、《灭惑论》以“三品说”对道家和道教作了严格的学理上的区分，进而品评佛道优劣真伪，这在客观上大大地深化了对道教的学理研究。刘勰首先对所谓的“道”与“名”作了概念上的正名。“道”有九十六种，谁都可以说“道”，但最高的真理只有一个。刘勰从维护佛教的立场出发，认为佛教作为最高的大道，是“空玄无形”的，但为了“冥功日用”，“假名遂立”；这个假名在梵曰“菩提”，在汉曰“道”。由于佛教教化不分内外，所以能够与中土的周孔之教契合无间。故虽语有梵汉之分，地有东西之隔，而佛教“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但是，至道虽一，歧路生迷，九十六种俱号为道，却有邪正之分。

第一，“道教”虽然都以最高的“太上”之道为宗极，而按照层次则可分成上、中、下三品。上品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中品是指神仙道教，下品则是以张陵为代表的民间道教，包括“醮事章服”、“合气”、“厌胜”等方术。刘勰认为，老子乃隐士，可算“大贤”；老子之道“贵在无为”，追求虚静、柔弱。然而，道家不讲三世因果，不讲智慧解脱，所以不能超脱出世，只能是教化世俗的良方。至于中品的神仙道教，则是“小术”。它追求“五通”、“生天”。这就难免被“愚狡方士”所利用。然而，无论是道家的上品还是中品，都“不足算”，即不能从根本上解救人类的苦难，不是终极的大道。

第二，民间道教的首领们常常打着“大道”的幌子，称号“太上”，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民众的某些心理趣向如“贪寿忌夭”、“好色触情”、“肌革盈虚”、“避灾苦病”等，也利用了民俗中的“凭威恃武”等社会因素。有了这些条件，他们便借助灾醮符水、合气厌胜等方术联络民众，组织武装，滥收租税，鼓动愚民造反。

刘勰在这里基本不攻击老子及其道家哲学，而是通过将神仙道教、民间道教与佛教的对比，认定佛精道粗、佛真道伪，将破国、破家、破身的“三破”还给了道教。

以上是南齐之际夷夏之辨之大势。

南齐的这场佛道夷夏之争，同刘宋时代一样，也是由道教一方挑起而佛教继而迎战；人数也众寡悬殊，道教一人，佛教三人。从双方的辩论的水平来看，佛教方面仍然处于明显优势。这个情况同刘宋时代是相似的。如果说刘宋时顾欢还敢于站出来一拭高低，则南齐之际道教方面已经无人敢出头，以免成为众矢之的。撇开其中道教信徒与佛教僧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不说，光从争辩本身的理论水平和逻辑力量来评判，道教在这场争论中可谓力不从心、处处受制。

从争论的内容看，佛道斗争的中心由刘宋时代的夷夏问题转移到了此时的政治问题，也就是优劣问题，即佛教和道教那一教对封建国家有利的问题，尽管夷夏之辨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着。《三破论》似乎接受了《夷夏论》的教训，基本上不再谈论“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抑”之类的话题了，知道在这方面斗不过佛教，于是改变策略，集中力量攻击佛教对国家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危害，以使佛教屈服。众所周知，道教经过长期的努力，将它的教义、教规尽力同封建政治和伦理结合起来，逐渐摆脱了农民起义的阴影，使之成为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支持力量，加上道教毕竟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容易受到本土的亲睐，这便成了它对佛教的优势，也是它敢于同佛教抗衡的条件所在。尽管如此，道教的缺点还是相当明显的：缺乏完备而系统的宗教理论，派别繁杂，许多方术荒诞无稽，“侠道作乱”时有发生，这些都是道教一时难以解决的。还有，佛教的一些问题道教同样存在，比如《三破论》攻击佛教“兴造无费，苦剋百姓，使国空民穷”，这样的经济问题道教同样有份。这样，一旦佛教反攻起来，道教自然难以招架了。

佛教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了同前一阶段一样的策略，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集中力量揭道教的老底，特别是攻击民间道教对社会的危害；尽量避免攻击儒家，对佛教与儒家学说的矛盾则尽力回避或者调和。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弘明集》的三篇反驳文章各有侧重，但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重要论点：一是批判《三破论》利用译名污蔑佛教，经过僧顺，特别是刘勰的驳斥，不仅澄清了事实，而且使道教徒留下了“不原大理，唯字是求”的笑柄。二是论证佛教有利于国家，它们或是从“大孝”即出家比在家更能尽孝(刘勰)，或是从佛教经文上找到佛教同样宣传孝，如“释氏之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僧顺)，或从经济上无损于国(刘勰)，或从尊道变通无损君臣父子之义(刘勰)等角度，论证佛教利国利民。三是全力贬斥道教的神仙之道和方术迷信，他们或将道家与道教进一步分开，或揭露长生成仙的虚幻，或揭露道教欺骗愚民的阴谋，或以“五逆”、“六极”之罪揭露道教领袖人物利用道教方术率众造反闹事、危害社会的罪行。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