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明显，秦汉以后的民族观已经较为开放，它是基于汉民族的主体地位来建构的，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民族歧视的成分在内。成书于西汉中后期的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

秦汉以后中国的民族问题显然不同于春秋战国时代，但各个时代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汉族”这个概念是不固定的，而是变动不居的，每个朝代的民族矛盾有张有弛，夷夏问题的表现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夷夏问题却是一直存在的，《礼记》上的“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就是代表。

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说占据主流地位。在儒学中，夷夏问题并非突出，但论者可以从中找到绝然对立的思想根源。如《论语》中孔子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话，也说过“欲居九夷”的话；《孟子》中记载孟子讽刺陈相改学许行之术，曰：“吾闻用夷变夏，未闻用夏变夷者也”，但同时也说过：“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与“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完全相反，说明儒家的夷夏观是开放的。

上述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来曾在三教之间的夷夏之辨中都被争论的双方作为权威引用过。《牟子理惑论》中记载的三十七篇问答，比较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了汉魏时代中国社会各方对佛教的看法和评价，其中的第十四篇问答就代表了儒家和佛教双方关于夷夏问题的态度：

问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曰：吾闻用夷变夏，未闻用夏变夷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

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谙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而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轲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云，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轲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出西羌而圣吉，瞽叟生舜而顽嚣，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惑乎？

这是现存三教关系中夷夏之辨的最早材料。论辩的双方分别从儒家圣人关于夷夏问题的双重态度中找到了各自的“理论依据”，这种情况在后来的争论中多次重复，几乎变成了一种现成的模式。

不过，佛教和儒家的学者之间事实上很少因为夷夏问题而发生直接的交锋。原因在于，自汉武帝确立儒家的“独尊”地位后，儒家学说无论是什么时代都一直是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从来都没有动摇过。佛教作为一种出世性的宗教文化，如果能够适应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正常发展要求，甚至有利于其发展，国家一般不会对佛教进行干预，儒佛之间也不可能发生夷夏之争。即使有人因其他目的提出这个问题，佛教方面也尽力避免与儒家的争论，而是通过儒家经典上的论据尽力调和双方的矛盾。中唐以后的韩愈在向宪宗皇帝的上书中，直斥佛教为“夷狄之一法”，认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从在维护传统的周孔之教的“道统”地位来反对佛教。韩愈的这些理由其实很肤浅，早就被人提出并被驳斥过，但当时竟然没有人出来反驳，直到元朝的时候，佛教在中国已经彻底扎根，才由士大夫出身的刘谧出面，作《三教平心论》，直接批评韩愈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历次“法难”都是在封建最高统治者打着“夷夏之辨”的旗号来进行的。从北魏太武帝到北齐周武帝，从唐武宗到宋徽宗，每一次所下的“灭佛”诏几乎如出一辙。如周武帝的诏曰：“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在这里，夷夏之辨往往变成了单方面的一纸诏令，佛教方面要在理论上破斥并非难事。如北周武帝在灭佛前曾召集各方进行过多次辩论，慧远在与周武帝对答很能说明问题。

(帝)乃云：“佛经外国之法，此国不须，废而不用。”

远曰：“若以外国之经，非此用者，仲尼之说，出自鲁国，秦晋之地，亦应废而不行。”

帝曰：“鲁邦之与秦晋，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类佛经。”

远曰：“如以秦鲁同遵一化，经教通行者，震旦之与天竺，国界虽殊，莫不同在阎浮，四海之内，轮王一化，何不同尊佛教，而今独废？”

帝又无答。

慧远与武帝当时的辩论涉及了几个问题，结果都是以皇帝“无答”而告终。

历史上几次佛教的“法难”本来涉及到封建政治和经济以及佛道关系等方面的原因，夷夏之辨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从理论上看，佛教方面将占有绝对的优势，儒家方面如果仅仅以佛教是“外国之法”或“夷狄之教”来作为灭佛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所以，从儒佛关系的角度来看，夷夏之辨体现的往往是儒家一种文化优越意识，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意识由于自身的矛盾而被佛教所利用和破斥，加上佛教在策略上采取低调处理的办法，使得佛教最终能够克服其不利局面。

二、夷夏之争与佛道关系

在三教关系中，佛道之间的夷夏之争最为激烈，也最具典型性。

根据史料，道教最先用“老子化胡说”攻击佛教。西晋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辩论佛道邪正，王浮屡屈，乃据《后汉书·襄楷传》“老子入夷狄化为浮屠”以及道教伪经《老子西升经》“老子西升，开道竺乾”等等说法，伪造《老子化胡经》，宣称老子同尹喜西出流沙，在胡地传经授教，教化胡人。王浮的用意是，中国人向来主张“以夏变夷”，老子西出流沙教化胡人名正言顺。这当然是道教贬低佛教的讪毁行为，反映了当时的一些道士对佛教的嫉恨。由于当时朝廷不允许汉人出家，佛教的社会地位很低，还不宜与道教争高下，不如利用“化胡”之说依附道教，减少受排挤的危险，所以，佛教方面并未就此展开同道教的夷夏之争。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