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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道论》在很大程度上揭露了南北朝道教的教义、制度的荒谬，许多批评不是空穴来风。论献后，武帝召群臣讨论，“以为伤蠹道士，即于殿廷焚之”，说明它直接违背了北周武帝制定的三教政策，也是对道教的极大打击。 道安的《二教论》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关于三教的观点，认为所称儒、佛、道三教者，实际只有儒、佛二教，道教本属儒教，而佛教实际上又优于儒教。其要点如下： 一)认为只有儒、佛二教，道教本从属于儒教。道安认为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天地人万物都是有生灭的，而决定万物生灭的本体即精神则永远不灭。儒家救人的形体，佛教救人的精神。形体为外，精神为内，世界上只存在救形或救神的两教，此外无独立的一教。道安引《汉书·艺文志》中对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的评述后表示：“若派而别之，则应有九教；若总而合之，则同属儒宗。”他说佛教“穷理尽性”，教人“出世入真”，于义最高。从三教的社会作用看，虽均能劝善，但“善有精粗，优劣宜异”。佛教讲出世，讲善恶报应，三世轮回和涅槃解脱，而儒道难免“方内之谈”，不能叫人超脱生死，三教相比，佛教精而优，儒、道粗而劣。 二)批判道教虚妄、诡诈。道安把老、庄的道家与张陵以来的道教分开，对前者基本肯定，对后者抨击。他说：“老氏之旨，盖虚无为本，柔弱为用，浑恩天元，恬高人世，浩气养和，得失无变，穷不谋通，达不谋己，此学者之所以询仰余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练服金丹，餐霞饵玉，灵升羽蜕，尸解形化，斯皆尤乖老庄立言本理，其致流渐，非道之俦。”“今之道士，始自张陵，乃是鬼道，不关老子。”文中列举道教种种表现，如“妄称真道”、“合气释罪”、“扶道作乱”、“畏鬼带符”、“制民输课”等等，然后说：“斯皆三张之鬼法，岂老子之怀乎！” 以上是北朝两篇最有代表性的佛道之争的文章的基本观点。在北朝的夷夏之辩中，佛教对道教的攻击更加细致入微。北朝的夷夏之争不像南朝那样“纯”，仅仅限于佛道之间，而是儒释道三教矛盾纵横交错，道教和儒家的结盟也有新的特点：一般是儒家士大夫攻击佛教，道教只是王权的帮凶，只在幕后操纵，不出来说话。佛教在北齐时出现这样的著名的文章，道教方面却悄无声息(至少在史料中极难见到)，殊为“难能可贵”。 北朝以后，由于社会矛盾和三教关系的错综复杂，在南朝出现的那种较单纯的佛道夷夏之辨的形式不复存在，北朝以及后来的道教与佛教争端，多参杂三教，非纯粹二教之争，佛道之间夷夏之争的界线日益模糊，但在逻辑上仍然可以找到南朝夷夏之辨的某些线索。隋唐以后，随着儒、释、道三教鼎立格局的形成、三教之间的进一步融合以及佛教的逐渐中国化，从夷夏有别的角度去攻击佛教者仍代不乏人，其中道教的代表，也有儒家的代表，但总的趋势是夷夏之辨不断走向缓和。我们从北朝夷夏之争的转向就感觉到这一趋势了，当时佛教和道教之间主要不争论谁是夷狄之教，谁是华夏之教，而是互相比优劣，互相比高下，这本身就在模糊华夷之别，也说明通过佛教方面的努力争取，中土也逐渐认识到夷夏之辨的狭隘和不智。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夷夏之辨本身虽然不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却是儒释道三教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传统文化观念和态度的一面镜子，对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佛道之间的夷夏之辨的历史表明，文化观念上的本位主义和保守主义往往是底气不足的外在表露，是弱者的护身符，但最终难逃疲于应付的窘境。经验告诉人们，开阔的胸襟，宽广的视野，平等的心态，是对待异质文化的理智抉择。 编辑：心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