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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道学与《首楞严经》地位的抬升 《首楞严经》的圆融精神，为宋明儒者引为同调。王安石曾著有《楞严经新解》就是一证。同时，另一方面，《首楞严经》的哲思妙慧与宋后思想大融合的趋势冥相暗合。因而，尤其在明清之际三教合流的思潮中，《首楞严经》的地位更为突显，教内为之注疏者不绝于缕。 《首楞严经》与儒家系统的交涉，大致分为两期：一是宋儒的阳儒阴释。经过唐五代对佛教纯意识形态的外在批判，至有宋一代，儒学对禅佛教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涵咏释道以建构自家理论宗纲。其中不乏辍采《首楞严经》为其说者，表明这一时期儒者已经具备入乎释教之内、出乎释教之外的文化消化能力。以朱子为例，明显受到佛性与无明、理与事等佛教义理范畴的影响，整合儒道的思想资源，建构了一个以天理规范人心的庞大理学思想体系。在《朱子语类》释氏篇，直接提到且阐述评价《首楞严经》的就有八现。“因说程子‘耳无闻，目无见’之答，曰：‘决无此理。’遂举释教中有‘尘既不缘，根无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说，苏子由以为此理至深至妙。盖他意谓六根既不与六尘相缘，则收拾六根之用，反复归于本体，而使之不行。顾乌有此理！广因举程子之说：‘譬如静坐时，忽有人唤自家，只得应他，不成不应。’曰：‘彼说出《楞严经》。此经是唐房融训释，故说得如此巧。佛书中唯此经最巧。’”(《朱子语类》卷一二六，第3010页)所举释教中一段经文，出自《首楞严经》卷八； “问释氏‘作用是性’。……又举《楞严经》‘波师国王见恒河水’一段云云。所以禅家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只要你见得，言下便悟，做处便彻，见得无不是此性。” (《朱子语类》卷一二六，第3010页)所举波师国王见恒河水一段，出自《首楞严经》卷二。由此二处引证阐述，信手拈来，可见宋儒对本经的熟稔程度；“佛初止有《四十二章经》，其说甚平。至《楞严经》，做得极好。”(《朱子语类》卷一二六，第3010页)对《首楞严》义理倍加赞赏，认为是佛经中说法最巧的典籍。朱熹向以“性命之理”批评此经“六用不行”(卷八)，能够对佛教有如此高的评价，实属难能可贵。也突显出以《首楞严》为代表的佛教经典对宋儒的深刻的影响力及宋儒“偷其(佛)说来做己使”(《朱子语类》卷一二六第3040页)的思想实质。 二是明儒的三教融通。经过宋儒对释道思想的充分涵化，明代三教合一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明儒心学的盛行又与佛教同气相求，推波助澜而使三教同源说成为一代风习，已然蔚为风尚。明太祖《三教论》、《释道论》，沈士荣《续原教论》、姚广孝《道余录》、屠隆《佛法金汤编》、袾宏《缁门崇行录》等均主三教调和之说。禅佛教徒以儒解禅，士大夫以禅解儒之风相互激荡，亦颇为盛行。焦竑《楞严精解评林》引儒门宗师王龙溪所说：“佛氏所谓虚寂，本吾儒之故物”，陆西星《楞严说约》也说：“儒门宗旨，何异西来？”“三教圣人，曾二语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儒对本经诠释中的三教同源的倾向。兹不赘述。 如果说，《首楞严经》禅系注疏是对《首楞严经》的禅化的话，那么，如朱熹之宋明儒学与《楞严》之关涉，援《楞严》之理以入儒，在义理上引为同调，则标志着《楞严》的儒化。这种儒化在理论上导致了《楞严》在宋明时期地位的上升。 当然，《首楞严经》为宋儒所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几点不容忽视。一是二经均义理圆融、明白晓畅，文字优美，结构严谨，均有被视为所谓伪经的嫌疑；二是二经多处与他经不合，而彼此内容不仅多合，且与同被疑为中土所作之《大乘起信论》亦多相吻合。有日人疑《圆觉》为由《首楞严经》脱胎而来；三是二经均倡导圆融之旨，恰与宋后中国文化圆融涵化的发展大势相合。早期中国佛教并未对本经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在佛教步及极盛之后的成熟期，才逐渐发现其所蕴藏的圆融精神与涵摄能力，其在教界与学界中的地位也逐渐突出。此外，宋元后楞严咒成为禅林早课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此经的广泛流播。本经译笔的华美，颇为投合文人学士的趣味，为其所好也就在情理之中。 编辑：心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