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有这种想象，是因为古代中国使用的是汉字，这里要顺便说一说汉字。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长期的延续使用，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而抽象的符号，中国文明的特异之处与连续意味恰好就蕴涵在这里。汉字造字时原初的象形意味在几千年中的绵延不绝，使得汉字这种符号本身与实存的世界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也使得阅读汉字的中国人习惯于在字形中直接领悟它所指示的世界，而汉字构字时的组合意味，又使这种象征性上生出了一些叠合的象征意味和暗示意味，也令使用这些汉字的古代中国人产生了一种从字形上体验和揣摩意义的习惯。越是复杂的形状似乎蕴涵了越是丰富的意思，越是怪异的字体似乎包容着越发神秘的故事。我们不妨看一看几千年间的中国人，他们对于文字似乎总有一种神秘和崇敬的态度：从文字象形中进行训诂，到由文字象形进行联想式的意义解释，从借用文字象形而构造神秘图符，到由文字的形状构造来预测吉凶，所谓“波乃水之皮，滑乃水之骨”，其实并不只是一个笑话，也许更是关于汉字的一个象征性故事，无论在“大传统”还是在“小传统”中，文字对思想的影响处处可见。所以，从《周易·系辞》中上古结绳，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说法，到汉代关于苍颉造字而鬼神夜哭天雨粟的故事，从汉代纬书就已经惯用的对文字字形进行神秘化分析的思路，到古今都有的“测字”以定吉凶的技术，从道教早期神话中神授天书的故事，再到后世道教传说中文昌帝君关于“敬惜字纸”的箴言，其实可以象征中国一种古老而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相信文字是圣人仿效某种神秘的痕迹而创造的，因而也相信文字构成的文章也具有神圣或神秘的意味，直到明清，那些文化人还在延续着这一习惯，举两个随意性的例子，如精气的“精”字“气”字在字形上从“米”，于是李诩断定“精气之生，必资于米”，“色”字的篆书字形像蛇，所以王应奎说“君子远‘色’”是天经地义。可见，所谓“以一贯三为王”、“推一合十曰士”的说法并不是秦汉时代个别天才的无根玄想，而《太平经》中所谓“皇字者，一日而王，……一与日王合，而成皇字也，一为天”的说法，也足以证明道教早就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这一传统的历史大概是相当的悠久。

看一些道教的资料。五十年代，河南洛阳西郊曾出土过一个画有符的解注瓶，七十年代，陕西户县汉墓又出土了朱书符图的曹氏解注瓶，这是现在所知的最早的道符，从这些文物中可以看出，符字最早其实是一种合文，它是把心中所想的一些愿望用文字表达出来，又把这些文字以一种缩写和堆积的方式构造在一起，形成的一种神秘符号，如后者第一符就是由“、日(三个)、月、尾、鬼五字组成”，其中，日月是天界的象征，尾、鬼是二十八宿中主生死的星辰，而还有一个不易辨识的字，据说是“时”字，可见符的意思就是凭借天上星辰以及天上神鬼的力量对世间生死祸福进行调节，这种以文字表达意思的思路与《太平经》中以“北日月”合文象征天上的神力，“于事先”合文表示料祸福于其先，以“分职”合文表示有神为主分担责任的“复文”是一样的。这种传统使道教格外重视书写，所以《太平经》卷五十一《校文邪正法》就批评说，“古者圣书时出，考元正字，道转相因”，可是后来却越来越讹生舛误，《陆先生道门科略》在批评世俗道士时更是非常严厉地说到，愚伪道士使用“误败故章，谬脱之符，头尾不应，不可承奉……秽巾垢砚，辱纸污笔，草书乱画”，而《真诰》卷一《运象篇》在论述云篆时也曾经非常严肃地批评“华季乱世，生造乱真，共作巧末趣径下书”，并说他们的“淫僻之字，舍本效假，是嚣秽死迹”。正是因为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与延续，所以道教中才有一种注重书写，甚至重视书写用具的传统，据《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一记载，汉末的系天师张君就曾经要求凡是要到道教处请求上章的人都要向道士交纳纸、笔、墨若干，可信为北魏时即五世纪前半出现的《老君音诵戒经》中更把这一要求变成规则，指示信众不必捐金银财帛而“唯听民，户岁输纸三十张，笔一管，墨一挺”。

这个重视书写的传统在道教的形成其实有其合理性。道教要解决人间生活的具体困厄，同时也要垄断释厄解困的技术与知识，于是他们不断地扩大文字与信仰者之间的距离，使它成为一种少数人的经典的表达系统，按照道教的说法，真经有十二等级，从最神圣的金简刻文到普通的纸叶书文，“或今或石，或篆或隶，或取天书玉字，或像云气金章”，而且道经有“六文八体，或今字同古，或古字同今，符彩交加，共成一法，合为一用”。因此在道教中，符录就从可识到不可识，经咒就从平易到晦涩，而这些艰难深奥的文字，就形成了一个神秘技术的传统和秘密传统的系统。北周成书的《无上秘要》卷二十四《真文品》中说，那种天授的神秘文字“其趣宛奥，难可寻详”，这些文字只有得到秘密传授的道士才能领略和把握，“非愚情短思所得洞明”，更早些，南朝刘宋时的陆修静在《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卷上中也说，“凡一切符文，皆有文字，但人不解识之，若解读符字者，可以录召万灵，役使百鬼”。这是道教的一个传统观念，据《真诰》卷十九记载，二许中，一个学杨羲，“字体劲利，偏善写经，画符与杨相似，勃郁锋势，殆非人功所逮”，但是另一个虽然“章草乃能”，而“正书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写经”，看来画符很难，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学会的，同书卷二十就说，楼、钟两家曾经互相传看自己收藏的道经，“虽各摹符，殊多粗略，唯加意润色，滑泽取好”，但是却失去了神符的“规矩锋势”，当然也就不能招致神鬼，驱除邪恶。因此，后出的《灵宝玉鉴》卷十八在《书章法式》、《书符式》、《书符咒》中，就对书写章奏与符图这种“非凡人之所闻得遇之者”作了严肃而神圣的规定，不仅格式要求很严，而且在书写时要——心与神合，神与气合，气与真合，阴与阳和，阳同日耀，阴同月耀。

二

与道教不同，佛教对于所使用的文字的字形字义并无特别的讲究和关心。因为佛经本是梵文，“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随事转用”，汉字字形复杂、神秘的暗示与联想在这里全无痕迹，汉文佛经是翻译体，更主要的是传达意思，也无可能在字形上巧作象征或暗示。如“佛”，梵文本是buddha，最初汉译取音，译为“浮屠”，只是拟音，又如`“沙门”，梵文作Sramana，最初译作“丧门”，也只是音译。可是，恰恰在中国这种随意的音译偏偏惹出麻烦，汉字不是音节文字，每个字都有形音义，就仿佛后世翻译者音译女士名字多加“女”为偏帝以凸显其娇娜，翻译番邦国名则要加上“口”、“犬”偏旁以显示轻蔑一样，音译佛经语词，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本来并无过错，可是变成兼有形音义的汉字就不仅指示了原意而且带出了附生的字义，所以被道士抓住把柄，说老子西出化胡，知道胡人凶恶，就割了他们的头发，所以叫“浮屠”，“屠，割也”，“丧门”一词也被道教徒攻击，说它意思为“死灭之门”，并说“其法无生之教，名曰丧门”。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