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晚在公元五至六世纪，中国的佛教徒在理论上已经认可了一种蔑视语言文字的观念，这种蔑视语言文字的思想来自佛教对确定性的疑虑。按照佛教尤其是大乘般若一系的思路，“空”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作为宇宙存在之终极状态，它涵盖一切又在一切之外，作为心灵体验的最高境界，它超越于知识与语言之外，也不在感觉与意识之内。因此，在佛教这里，使用“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这样的词语，如果说正面是表现终极境界的体验与领悟，那么背面却是在彰显语言文字表达意义的限度。这种蔑视语言特别是文字的观念与魏晋以来以道家之旨为中心的玄学正好取向一致，在强调意义的直接领悟的时候，同时却在瓦解着阅读的经典，甚至包括佛教自身的经典。但是，为了挣脱语言的牢笼，直接地把握意义与价值，佛教执著地要求人们，不要过分相信典籍上的文字，而要以“心”来领悟佛陀的奥旨。在这一方面，最为激烈的表述即后来禅宗的所谓“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道教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教神话，在这种神话中，却延续着一个来自古代中国，既与道家不一样，也与佛教不一样的语言传统。他们恰恰强化着经典与文字本身的神圣性与权威性，试图通过信仰者对文字以及与文字类似的图形的神秘感受，引出信仰者的神秘联想。据这一神话说，宇宙创始之初，元始天尊就传下了经典，而且经典都是蕴涵了“元一之气”的文字写成的，天书“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辉照耀，惊心眩目”，同时，在日常的宗教活动中，  道士又把古代中国文字的书法比附于这种神话，形成了道教中重视书写文字的传统，到了五世纪至六世纪时，道教对于经典的权威性与文字的神秘性的强调渐渐升级，这个神话似乎已经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特别是所谓秘传的符文，由于它的形状诡谲神秘，在道教信仰者的心目中更是有着极大的神力，所谓“画符若知窍，惊得鬼神叫，画符不知窍，反惹鬼神笑”就是这个意思。

佛教的“不立文字”并不是不要文字，而是不确立书写文字在意义传递上的绝对性，道教的“神授天书”传说却是在制造关于书写文字的神话，并赋予书写文字以经典的权威性。于是，这两种传统的观念似乎与一些现代语言与哲学理论有了瓜葛。据说，一种现代的理论相信，声音能在短时间里与思想保持一致，人们以声音表达意义时，意义可以“呈现”出来，语音与意义划了等号，相反，书写是含糊不清的，因为书写者常常并“不在场”，要靠解释才能传达意义，而解释常常制造误会或曲解，就仿佛“郢书燕说”；而另一种现代的理论则批评道，尽管书写文字有在阅读中使人误解的可能，但语音也是一种任意性的符号，它使语言世界与意义世界相隔越来越远，语音符号隔在语言与世界之间仿佛是一层玻璃墙，看上去无碍透明，实际上尽管两边的人大喊大叫，其实只看见手舞足蹈而不知所云，就仿佛“聋子对话”。于是，有人提出西方是语音中心的传统，中国是书写中心的传统，书写文字尤其是汉字与表音语言不同，由于汉字从起始的图画性文字以来，一直没有与它所表示的世界彻底断裂，倒是绵延下来，保持了它与现象世界的联系，所以汉字可以使人与意义世界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些理论十分复杂，是非曲直也不是我能够判别与辨析的，在这里提到这些理论，我的意思只是想说明，中国传统中也有偏重“语音”和偏重“文字”的不同取向，如果我们不把中国的佛教按照发源地印度算成是西方的话，上面我们所说的中国的佛教与道教，正好可以算是中国语言中的“语音中心”传统和“书写中心”传统。这两种传统的差异，不仅引出了中国的佛教与道教相当不同的语言习惯，而且佛教与道教不同的语言习惯，又通过信仰者各自的偏好，可能真的在影响着中国文学世界中的不同语言风格与文学形式。

一

《隋书·经籍志》里关于“神授天书”的那段话曾经被后人翻来覆去地使用，像孟安排《道教义枢》卷二、宋真宗《御制灵宝度人经序》、陈景元《度人经集注序》。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这段话可能出自《无上秘要》卷二十四所引的《洞玄诸天内音经》，而这部《洞玄诸天内音经》大约即今本《太上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据说，这部经是六朝时代的作品。不过，我们从其他一些六朝古道经中也可以看出，这个神话在当时其实透露的是道教中的一个普遍观念，约为隋代以前问世，托名“金明七真”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二的《写经品六》中就有关于天授道教经典“或凤篆龙书，琼文宝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的说法，更早些南朝梁代的陶弘景所辑《真诰》卷一，也说宇宙开创之初，就有“则有三元八会群方飞天之书，又有八龙云篆光明之章也”，再早些，南朝刘宋时的陆修静在《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中也曾说过“符图则自然空生，赞说皆上真注笔”，如果再往上溯源，那么《太平经》中关于“丹明耀者，天刻之文字也，可以救非御邪，十十相应愈者，天上文书”的说法，大约可以说明道教中对于自家经典与文字的神圣化或神秘化实在是历史悠久。这使我们想到书法与道教的关系，也使我们想到陈寅恪先生那篇关于六朝天师道与滨海地区的著名论文。当然，这里并不是在考证道教“神授天书”故事的来源，也不是在讨论道教与书法的关系，只是在藉此引出一个话题，即这种对于文字的神化与崇敬，对于道教以及道教的信仰者有什么意义。

前面说到，佛教所谓“不立文字”并不是不要文字，而是指的不确立文字的权威性，即不把某个人的表达当做绝对的律令，也不把文字中固定的意义当做绝对真理，这是为了凸显意义和真理本身的重要性，也是为了凸显信仰者的自身感悟力，这并不是摒弃意义的表达，这个意思很接近所谓的“得鱼忘筌”和“舍筏登岸”，因为，人们很容易相信权威和经典，却容易忽略自己的心灵的自由领悟。所以，佛教更重视采用言说的办法，用比喻，用故事，用抑扬顿挫的声音，在佛教中，传达意义是最重要的，所以唱导、转读以及讲经、变文等等，语录、公案以及引出的评唱等等，成了六朝经隋唐至宋元佛教文学中的主流。

道教的“神授天书”偏偏要确立文字本身的神秘性和权威性。《神仙传》卷七曾经记载一个传说，帛和曾向王君学道，王君要他面壁，从一无所有的石壁上看出文字来，结果他“视壁三年，方见文字，乃古人所刻《太清中经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真形图》”，《三皇天文大字》是古奥难识的天书，那些盘屈诡谲的文字中仿佛有来自远古的神秘力量，《五岳真形图》是半似符半似地图的神秘文本，似乎那种与神符相似又与地形相似的形状中本身就蕴涵了引导信仰者的神秘意味和效力。按照古代中国的传说，文字是苍颉受鸟迹启示而创造的，但道教说，书写道教经典的“太上八会群方飞天之书法”，是神农以前问世的，是“鸟迹之先代也”，上引《真诰》卷一中不仅说到这种所谓的“三元八会群方飞天之书”和“八龙云篆光明之章”的神秘与神圣，还托名紫微王夫人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夫沉景虚玄，无涂可寻，言发空中，无物可纵，……至于书迹之示，则挥形纸札，文理注，粗好外著，玄翰挺焕”，这段话表面上是对言语的赞扬和书写的批评，但其实是要说明，言语随着声音容易流逝，而文字却永恒流传，只是由于后世的文字“生造乱真，共作巧末”，人们很容易受到伪讹经文的欺骗，所以，应当追求道教所说的“天书”，所以说“八会之书是书之至真，建文章之祖也，云篆明光是其根宗所起，有书而始也”，他说，这种神授的文字，就是“今所见神灵符书之字”。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