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教理原因

教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环境变化时，就容易被别的思想取而代之。佛教初传入时依附于黄道、方术，魏晋南北朝时又依附于玄学，犹如水上浮萍，根无定所。

佛教传入，首先是佛典翻译。佛典的翻译受地理环境、译者素质、语言文字、文化背景等条件的制约。佛教最初又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中国内地，而是从西域地区传入的，这些地方的语言不是纯粹的印度梵语。印度佛教到西域已经发生变化，传到中国内地又进一步发生变化。由于印度、西域的佛典在语言文字、思想内容、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中国固有文化有很大差异，翻译时又没有一定规则。“结果往往或因拘泥于直译，而义理未尽，义难通晓，或因注重意译而失本旨，义多暧昧⑩”。后采取“格义” 或“合本”，道安大师又发现“先旧格义，多违于理”。再加上佛典的传入又不是按佛教发展时间顺序来的，而是大小乘一起混杂着进来的。更有甚者，译者为了和中国古有的文化、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相协调，对佛典的原文作了选、删、节、动，使佛理前后矛盾、疑问百出，很难接受。“穿”的又是黄老方术的外衣，就很容易视佛教为荒诞、迷信。太武帝的灭佛诏书上就是这样指责佛教的。

佛教创立的目的本是化世导俗，使人们离苦得乐的。可后来受玄学清谈风潮消极隐遁的影响，佛教徒也开始以独住深山老林为时尚，远离了社会现实。佛教便成了悲观厌世、逃避现实的麻醉剂。另一方面，佛教的传播者为了使世人接受佛教思想，一味地去媚俗，以致于失去了出世的特色，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品。佛教一旦失去特色，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很快就会产生灭亡的危机。佛教在“为化中国而中国化”的过程中，因其教理这一环节薄弱，而失去利用价值，也是太武帝下狠手的原因。

“诸法因缘生”， 太武帝灭佛这一法难也是如此。当这些原因和合时，法难就难免爆发了。

四、对灭佛的反思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借古鉴今，虽然今非昔比，当今社会为佛教发展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自由空间，但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也应铭记在心。

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寺院是佛教活动的中心，是信仰理念展现和发挥的枢纽，是修行实践和社会教化的基地，是了解佛教精神的窗口，是佛教荣辱兴衰的象征。佛教的复兴，寺院的建设是首要问题。在党恢复宗教自由政策后，殿堂辉煌,古刹重光,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可是，物质富裕的条件下，某些佛教徒不是研习经典，安心修道，而是为广揽信徒，做些虚张声势之事；为扩大影响，大兴土木，扩建寺院，不惜巨金，塑造佛像，且攀比之风日盛。忘却了佛陀的遗教，背离了佛陀的本怀，遭到了社会的讥嫌。

佛教的昌盛，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国家为繁荣经济，给佛教许多优惠政策。当发展经济的浪潮冲向寺院，在“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继承传统文化”、“发展旅游事业”、“振兴地方经济”等口号的掩护下，社会上某些唯利是图者钻了如土地无偿划拨、建设费减免、经营税赋免征等优惠宗教政策的法律空子。乱修滥建，看似寺院，实为借佛敛财的公司，招摇撞骗，胡作非为，做起一本万利的生意。“扰乱了正常的宗教活动，欺骗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侵占了佛教的有生资源，制造了信仰和宗教意识形态的混乱 ”，严重地损害了佛教在社会上的整体形象，使社会对佛教产生误会，清净道场变成了市场。如此下去，历史的悲剧怎不会重演？

佛灭度后，佛教的兴衰成败都维系在僧人身上，僧人肩负着“绍隆佛种、续佛慧命”的重任。僧人若能尽职尽责弘扬正法，佛法则兴；相反，如果是消极避世，生而忘生，苟延残喘，寄身佛门；或醉心名利，妄行邪见，装神弄鬼，欺世盗名，佛教必衰。反躬自省，物必自腐而祸生，主体不立，附会丛生，太武帝灭佛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这足该使我们觉醒。我们应明了贪欲是生死的根本，贪婪是灭佛的亲因。我们应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存出离之念，必须加强自身建设，自身建设也就是原会长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报告中指出的“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并具体阐述为“以信仰建设为核心、以道风建设为根本、以教制建设为基础、以人才建设为关键、以组织建设为保障”，自身建设是佛教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关系到佛教的生死存亡；倡导“以戒为师”的理念，因“以戒为师”是佛教长久住世和健康发展的根本与保障。把自己培养成信仰纯正、德行高洁、道心坚固、教理精通的出家人，才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出淤泥而不染”，做化世导俗的人天师表。如果我们舍本取末，背离佛陀本怀，蝇营狗苟于浮尘邪务，定蹈历史的覆辙。昔日僧人因不自重，生活奢侈，遭到太武帝灭佛之灾，成为后人哀叹的对象，而今我们若不引以为鉴，自省、自强，岂不将成为我们后人的笑料？

佛教历经两千年而不衰，重要原因不是殿堂的坚固和辉煌，而是具有超时空的教义和与时俱进的教理，佛教之所以还是佛教，就是因为其教义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佛教为何至今还能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后来的祖师大德们契机契理契时地将教义给予诠释，创造出顺应时代的教理。

教义佛教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犹如人的骨骼，人无骨骼成为一堆肉泥，佛子若背离教义将不成为外道，教义是佛陀亲证亲宣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即思想核心的缘起和“知苦断集慕灭修道”的四谛。无论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或是大乘佛教时期，无一不是以此为准绳、基石。依之修行，则可以成就佛道；违之，就会自取灭亡。佛教为何于十三世纪在印度灭亡，就其自身来说，是因为佛教徒抛弃了根本教义，使教理极端异化，佛教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根本教义不能丢，与时俱进的教理也不能忽视。佛陀的伟大之处是站在时空的高度给后人提供了思想源泉，但并非是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后来的祖师大德依照佛陀的根本教义找到了符合时代要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教理，佛教才得以延续和发展。否则，就将被时代淘汰。北魏太武帝灭佛，就自身而言，佛教初来乍到，尚处在依附阶段，还未形成自己的特色，也没创造出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发挥不了佛教应有的功能，因而就容易被别的思想取而代之。

佛教教理是佛教的“肌肉”，人无强壮的肌肉很难行走，佛教无丰富的教理，很难昌盛。佛教在中国唐代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是因为教理的繁荣；而以后各朝代又呈现势微的状态，是因为对禅宗“不立文字”、净土宗“一句南无佛，皆共成佛道”的偏面理解之影响，再加上本来就有“秦人好简”的习惯，造成了轻视教理的研习，以致于“观浮屠门内，变禅为惨，成净为阱者，比比皆是12 ”。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