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太平真君年间，太武帝拓跋焘对国内的佛教给予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坑杀沙门，焚烧经卷，毁灭佛像，拆毁伽蓝，一时间，僧人或死于非命，或逃逸四散，至于土木宫塔，则亦莫不毕毁。这一空前的历史事件，佛教徒称为“法难”，史学家称作“灭佛”、“废佛”或“毁佛”，不一而足。这次毁灭性的取缔，不但对佛教是一种重创，而且对北魏王朝也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因而，对这一事件的研究，无论是对于佛教史还是对于北魏史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正因如此，历代史学家探讨和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章也不在少数。但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以至其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有的还有很大的分歧。另外，由于文献的不足，以及现有史料的不够，研究结果在今天看来不能说是尽如人意。笔者的研究是建立在前人的成果之上而观点又有别于前贤的，故而于题目中特标一“新”字，以示不同。文中凡与前辈学人观点不同的，自以为一得之见，均不敢藏拙，皆一一说明；同时，凡采用前人的观点、引用前人的文字之处，亦不敢掠美，均一一标出。

前贤和同人们关于太武灭佛的原因有：宗教说，如侯外庐等人认为“发动太武毁佛则是土著宗教对于外来宗教的联合进攻”，王仲荦先生也认为灭佛是由于“搀入了佛道之争的因素”才发生的；经济说，如金家瑞先生在《北朝的寺院地主》中认为：太武灭佛的原因，是代表封建农奴生产方式的寺院经济，与北魏初期占统治地位的奴隶生产方式的游牧经济争夺劳动人口的斗争；民族说，如汤用彤先生说：“毁谤胡神具有张中华王道正统之义，其事又非一简单之佛道斗争也。”；军事说，如向燕南先生谓“第二次灭佛的原因应是盖吴等各族人民的反魏起义”，“灭佛实质是镇压民族起义的副产品”。此外，还有文化说、阶级说等等观点。笔者认为，太武灭佛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上述诸端，而是主要出于政治的原因。

一、太武帝对待佛教态度

太武帝对待佛教态度之转变及“灭佛”之过程与灭佛事件有关的人物主要有三位：太武帝、崔浩、寇谦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决策者、主持者是北魏的皇帝太武帝拓跋焘。说到太武帝，只要对他的生平略作研究便不难看出，他对佛教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起初他也是崇信佛法，礼敬沙门的，据《魏书·释老志》记载：“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而且还大力支持，积极参与佛事活动，“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太武帝崇信佛教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礼敬三宝之一的僧人，史书记载，早年太武帝对高僧、名僧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比如，对凉州高僧昙无谶就是这样。还早在沮渠蒙逊统治着凉州的时候，当时有一位来自宾的沙门昙无谶，通习各种佛教经论；又在姑臧，与沙门智嵩等人共同翻译了《涅?经》等十余部佛经。另外，据说此人还通晓术数、禁咒，曾经多次预言周围其他国家的安危，而且大多数的时候都预测得十分灵验，可见是有先见之明的。沮渠蒙逊自然奉若神明，尊之为圣人，常常向他咨询国家大事。后来这消息传到了京都平城，太武帝听说后，也饶有兴趣。”神中，帝命蒙逊送谶诣京师”，但是沮渠蒙逊却是“惜而不遣。既而，惧魏威责，遂使人杀谶。”为此，太武帝还大为恼火，对凉州怀恨在心，用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话说就是，“魏主由是怒凉。”还有，太武帝在平定赫连昌时，也得到一位高僧——沙门惠始，并把他带回京城。据记载，当时的情形是“世祖甚重之，每加礼敬。”这位惠始法师于太延中圆寂。史书称当时这位高僧出殡时，送葬者竟多达六千余人。其场面之宏大，仪式之隆重，不难推知。而且，“中书监高允为其传，颂其德迹”。这些可说是太武帝崇信佛法的事迹，这一阶段也可称为太武帝对佛教崇信和礼敬时期。

虽然如此，太武帝拓跋焘并不能说是一位合格的虔诚佛教徒，用史学家魏收的话说，“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就是说，太武帝的信主要是受家庭的感染和外界的影响，有时甚至仅是一时的好奇，而不是对佛教的学说真正了解，对佛教的经典似乎也没有研读的兴趣。因此，这种“信仰”的牢固程度可想而知了。魏收把原因归结为“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就是说他年轻气盛，而又醉心于帝业和武功。原因之二是“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太延六年(440)，太武帝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之后，紧接着到了太平真君三年，又亲临道坛，领受法。此时，太武帝既是北魏国君，又是太平真君。他与道教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有了寇谦之的新天师道，自然太武帝对佛教不再像先前那样热衷了。这时的情形，正象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与南朝始终信佛不同，北朝在佛道儒三者之间，曾经有过一个犹豫选择的时期。”反过来看，这也一定是佛道争宠——争取地位的时期，只是由于史料的缺乏，目前还不太清楚具体的情况。这可以说是太武帝对佛教疏远和冷淡的时期。

再以后，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日益严厉冷酷起来，直到最终实施灭佛的政策，这便是打击和取缔佛教时期。其实，再进一步来看，太武帝对佛教的反感并付诸实践可追溯到太延年间，可称由来已久。

太延年间与佛教有关的一件大事是“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就是勒令青壮年沙门还俗。关于这一事件，史书的记载似疑点甚多，值得于此略作讨论。首先是颁布这一诏令的时间，《魏书·世祖纪》和《资治通鉴》都说是在太延四年，征讨北凉之前。以《魏书》的记载为例：太延四年(438)春三月“癸末，罢沙门年五十已下。”《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却是在平凉州之后，那应当是太延五年的事情，“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已下者。”其次，关于“罢沙门五十以下者”的原因和动机的说法也不同。《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说，“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充军役。”而《释老志》则说是为因徙凉州国人入京城而沙门众多。所以出现这种差异，不外两种解释：其一是两处记载，有一处有误；其二是，两处记载均不误，因为也许本为互不关碍的两件事。也就是说，责令五十岁以下沙门还俗的决定共有两次。总之，太武帝曾下诏令五十岁以下僧人还俗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具体情况，有待于做进一步考证。不过，似乎是两次的可能性较大。如果确系两次罢沙门还俗的话，那么，必须看到，后一次的动机、目的与前一次显然大不相同，如果说前一次只是出于军事的目的，为了扩充兵源而制定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则后一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具有明确政治、经济意图在内的政策性决策，因为这一方面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省开支、增强国家实力。——按当时国家规定，沙门可享受免役免租等特权。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