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佛教徒，更是认定崔浩是主谋。《高僧传》卷十《昙始传》说：“后拓跋焘复克长安，擅威关洛时，有博陵崔浩，少习左道，猜嫉释教，既位居伪辅，焘所伏信，乃与天师寇谦之说焘以佛化无益，有伤民利，劝令废之。”这是说崔浩、寇谦之联合进谗，鼓动太武帝灭佛。唐道宣所撰《广弘明集》卷第六《辩惑篇·历代王臣滞惑解》中则说：“因盖吴作乱，关中有沙门畜弓矢，浩便进说，与吴通谋。”这是更进一步把沙门与盖吴通谋的判断也归结到崔浩头上。同书同篇的〈击像焚经坑僧诏〉一节，在列举了太武帝的一系列抵制佛教的行动后，总结说：“斯并崔浩之意致也。”史书中也明确记载，崔浩的态度是十分坚决、明朗和强硬的，以至许多人都认为有些过火，甚至被佛教徒和某些史学家划为他的同伙的寇谦之也有些看不下去。《释老志》说：

始谦之与浩同从军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

史官所以在寇谦之的咒语后紧接着就记载崔浩的可悲可叹可惊的下场，显然是认为这是寇谦之预言的应验，是灭佛的一种果报。佛教徒和史官共同的记载，充分说明崔浩在这一事件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这也是历代佛教徒对崔浩痛骂不绝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然，对崔浩的这种作用也不可高估，用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太武帝要灭佛的内因是导致这一事件的根据，而崔浩最多只是加快其速度、加大其力度的一个外因条件。事实上，尽管太武帝对崔浩十分宠信，但也远不是百依百从。在其它的军国大事等方面，对崔浩的意见置之不理的时候也很多。因而，笔者认为，崔浩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最多只能说是“推波助澜”。

太武帝“灭佛”的第三个原因，自然应该考虑道教的因素。关于道教，具体地说就是经过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在“灭佛”事件中的责任问题，历来有许多学者认为“太武灭佛”是佛道斗争的直接后果，以寇谦之为领袖的新天师道对“灭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代研究者就有不少人认为，寇谦之和他的道教在这次灭佛事件中是佛教的敌对势力，起码也是对立面。比如，汤用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就专列《北朝佛道之争》一节，而且开篇就说：“元魏太武因寇谦之大行其道，以致佛法毁灭。”这等于说佛法毁灭，寇谦之及天师道难逃其咎。有的学者则认为，不仅是道教，其中儒家的势力也在其中起着不小的作用，比如，有的史学家认为：“北魏拓跋焘的毁佛运动，除当时现实的经济、政治原因外，还包括着儒道联合、共同反对佛教的斗争。”侯外庐等人也认为：“发动太武毁佛则是土著宗教对外来宗教的联合进攻。”这就是说，这次斗争既是宗教斗争，又是民族斗争，还是文化斗争。有的学者又退了一步，比如任继愈先生等认为：“在太武帝灭佛事件中，道教站在儒家士族一边，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认为在太武帝“灭佛”事件中，道教是儒家士族的支持者，而且客观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也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比如另一位史学工作者栾贵川发表完全不同的意见：

鄙以为在北魏前期基本上不存在什么佛道之争。相反，看到的反倒是它们的融合。关于外来文化必须迎合土著文化方能得以传播的论述很多，但土著文化又何尝不是主动吸收外来文化以图获得新的生机?北魏寇谦之的依据佛儒改良道教，这种情况在南朝则更为风行。龙城、凉州佛儒俱兴，我以为佛儒之间在这时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至少可称作相得益彰吧。至于有些儒士诋毁佛教如崔浩等(此等事在崔浩前后都有发生)，则离不开儒家名教和经济利益这两点，而与文化学无缘。”

笔者认为，断言佛道斗争是“灭佛”直接或者根本原因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起码没有看到这一派学者出示有力的证据。但是，道教与佛教也绝不会是水火无干，应当说道教对佛教的排斥和抵制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都要争得官方——皇家的支持，因而是天然的对手，无论如何绝不会井水不犯河水。不同的是，佛教的靠山是太子晃、韩万德，而道教的后台则是太武帝、崔浩。至于有人认为灭佛事件中，寇谦之也是幕后指使、策划者、参与者，甚至是和崔浩一样罪不容赦的罪魁祸首，似乎更值得商榷。

认为寇谦之积极参与灭佛的首先是一部分佛教徒。他们认为寇谦之罪责难逃。比如《高僧传》卷十一《玄高传》明确认定玄高的死与寇谦之的陷害有关。”时崔皓、寇天师并先得宠于焘，恐晃篡承之日，夺其威柄，乃谮云：太子前事，实有谋心。但结高公道术，故令先帝降梦，如比物论，事迹稍形，若不诛除，必为巨害。焘遂纳之，勃然大怒。即敕收高。”“天师寇谦之说焘以佛化无益，有伤民利，劝令废之。”认为寇谦之在其中起了劝说的作用。其次也有史学家，《南齐书·魏虏传》云：“宋元嘉中，伪太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

但是，事实上道教首领寇谦之并不赞成以毁灭性的手段消灭佛教。考察他的一生，我们只发现他曾屡次劝阻太武帝屠杀僧人的记载，而并无相反的举动，比如上面提到的攻克凉州后太武帝要杀戮三千“登城僧”时，寇谦之以天降异象为由启奏道，“上天降异，正为道人，实非本心，愿不须杀。帝弟赤坚王亦同谏请，乃下敕止之。犹虏掠散配役徒。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甚至当崔浩鼓动灭佛时，随驾出征的寇谦之也曾“苦与浩诤”，以至以死相咒，“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另外，更有人说寇谦之是礼敬佛教的，比如《集古今佛道论衡》载道士郭行真文，谓“陶(贞白)、寇(谦之)两杰，摄敬释宗，详于梁魏之书，备例蜀川之纪。”云云。。至此，我们应当说那种认为“太武灭佛”是寇谦之一手策划和促成的说法其实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起码是一个历史误会，我们没有见到任何证据。相反，倒是每次在佛教徒遇到灭顶之灾时，寇谦之出面调和、说情，前面所举太延四年的事情便是一例。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笔者以为原因不止一端。其一，寇氏或许发自内心相信“老子化胡”之说，认定佛出于道，佛为道之一支，二者不应同室操戈；其二，寇谦之向佛教学习和借鉴鉴了许多东西，可以说，他是一位佛教的私淑弟子。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曾做过翔实的考证，详见《崔浩与寇谦之》一文。其三，免死狐悲，物伤其类，佛道同为宗教门派，互相残害，于心不忍；其四，寇氏信奉并赞成“费厄泼赖”精神的，他愿意与佛教“和平共处”，他与佛教只是竞争，而非斗争。

与笔者观点相近值得注意的倒是一位日本学者的意见，德忠先生认为，“我想，通过以上说明，大致可以弄清太武帝的废佛事件并非历来佛教史家所说的道佛两教之争的结果。但是，倘若寇谦之没有出现在太武帝身边，或许不会发生类似事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由于道教的关系而引起的，但必须明确一点，就是道教的目的并非要打倒佛教。”对于这位日本学者的观点，大有先得我心之感。笔者以为，灭佛事件中寇谦之自然是脱不了干系的，更根本地说与寇谦之的出山有关，否则，这一事件为什么迟不发生，早不发生，而恰恰是发生在“太平真君”年间?而这事件的决策者又恰恰是“太平真君”呢?但这也不过是以理推测，应当说并不能代替证据。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