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诸史籍关于太延五年从凉州移民入京人数的记载和动机的解释也存在着差异。《魏书》之《世祖纪》中说是“三万户”，“冬十月辛酉，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而《释老志》则称，“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资治通鉴》又说：“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万户于平城。”而来自《十六国春秋钞》的另外的说法是“十万户”，见《通鉴考异》。《续高僧传·僧朗传》也说，魏军东归，掳掠沙门与之俱还。对于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多数史学家和佛教徒都认为是太武帝的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对这些有过“前科”的不法之徒便于监督管理，只有个别学者如汤用彤先生有不同看法，他推理说：“按魏太武帝曾遣使求昙无谶。可见其徙沙门至平城，固不必全因僧人曾充军役也。”但是，前面已说过，太武帝“遣使求昙无谶”是神四年的事情，距此已达8年之久，无论说是事过境迁，还是情随境迁，此一时，彼一时，再结合太武帝此前后对佛教徒的态度及对道教的态度来看，汤先生的那种本身也不十分肯定的说法确实难以成立。《续高僧传》说：“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门为贼。”可见，佛教徒自己是心理有数的。

随着寇谦之和道教地位的提高，太武帝对道教的亲近和信奉以至加入，同时也伴随着佛教徒不法行为屡屡出现，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日益严厉起来。后来，直至予以限制和约束。《魏书·世祖纪》记载：“太平真君五年春正月戊申，太武帝下诏，其文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便是一次灭佛行动，见栾贵川《北魏太武灭佛研究二题》及向燕南《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考辨》。另外，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的某些作者也认为太武帝在位期间共有两次“毁佛”。实际上，更客观更准确的说法似乎应当是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这是对佛教在寺院以外活动的严格限制。”因为诏书特别声明是禁止“私养”，不允许“在家”，而并未涉及关于寺院中僧人处理。当然，说成广义的“灭佛”亦无不可。

另外，《魏书·释老志》在太平七年诛灭长安寺僧人事件后，记载了一道与此诏大同小异的诏书。其文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其实，这很可能是史官的失误或者后来整理者的错简，因为这两份诏书实者是一份。据汤用彤先生考证，“《魏书·释老志》载此诏于真君七年误”“《释老志》载禁养沙门诏于真君七年坑沙门诏后其误显然。”当然，也很难排除新下诏书吸收先前诏书词句和意思的可能。至于有的学者还指出太平真君七年正月没有戊申日这一点，其实，《释老志》中也并没有说这一诏书是“正月戊申日”下达的，明确记载日期的是《世祖记》。

同年九月，又发生了杀凉州高僧释玄高的事件。据《高僧传·释玄高传》载，玄高俗姓魏氏，本名灵育，冯翊万年人。后为凉州高僧，439年北凉灭后，玄高又前往平城传教，为太子拓跋晃之师。据说太子曾因崔、寇二人之谮而受到太武帝的疑忌，玄高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使太武帝夜梦其祖、父执剑威烈，前来斥责。梦觉后，帝不复猜疑太子，而令太子副理国政。崔浩、寇谦之又进言曰：“前梦玄高所为，宜诛之以除害”。太武帝闻言后“勃然大怒，即敕收高”，“时有凉州沙门释慧崇，是伪魏尚书韩万德之门师，德既次于高，亦被疑阻，至伪太平五年九月高与崇公俱被幽絷。”遂于是年九月十五日将二人杀掉。

太平真君六年(445)，诏京城内不得瘗沙门。

太平真君六年九月，关中地区爆发了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大起义。次年二月，太武帝亲率大军至长安讨伐盖吴。长安某寺僧人在寺中迎接皇帝及其侍从，有从官入其便室，发现内有弓矢矛盾等兵器，出来向太武帝奏闻。太武帝一听，勃然大怒，马上联想到了作乱的盖吴，定下结论道：“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当即命有司案诛灭一寺，并清点核查其所献财产，结果又发现了大量的酿酒器具，至于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的财物数量更是惊人，竟是“盖以万计”。此外，寺内还有为便于“与贵室女私行淫乱”，而设置的秘密窟室。这一系列的不法行为大大地激怒了太武帝，当时崔浩因随军参赞，正在身边，趁势劝说太武帝，建议他当机立断，铲除佛门祸根。于是，太武帝表态，“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可见，事态扩大，涉及整个长安。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

当时留守京城的执政者是身为监国的太子晃，此人素敬佛道，接到太武帝的诏书后并没有马上宣布执行，而是频频上表，陈述刑杀沙门的弊端，辩护道“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以为“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然而，太武帝决心已定，结果是“如是再三，不许。”于是，终于向全国下达诏书，其文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迄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此时的准确时间是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事实上，太武帝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世祖纪》中明确记载：太平真君七年“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这就是著名的“太武灭佛”的全部过程。

二、灭佛之直接契机及深层原因

不难看出，长安某寺僧人激怒太武帝只是灭佛的一根导火素，太武帝灭佛的真正原因有待于研究者的揭橥。笔者以为，太武帝灭佛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