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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那就是太武帝对僧侣的仇视并不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为限，“及元嘉南寇，获道人，以铁笼盛之。”这是对所有认为太武帝对自己“灭佛”行为后悔观点的有力反驳。应当看到，太平真君年间僧人的势力和行为从各个方面威胁到了皇权的巩固，威胁到了太武帝的利益。这一点，以前也有史学家指出，比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就说：“僧侣地主交通官府豪门，妨碍国家政令统一，影响兵饷赋役的扩充，甚至有参与叛乱嫌疑，这些都是促成太武帝决心镇压佛教势力的原因。”就是说，太武帝灭佛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绝非一时的冲动，有没有长安寺院事件的发生，有没有崔浩的“进言”都会爆发的，不同的只是时间早晚，规模的大小而已。 三、灭佛之后果及影响 关于“灭佛”的结果，各种资料的描述和记载不尽相同，《高僧传》卷八《玄畅传》这样描写：“虐虏剪灭佛法，害诸沙门，唯畅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闰五月十七日，发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东跨太行，路经幽冀，南转，将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杨枝，一扼葱叶，虏骑追逐将欲及之，乃以杨枝击沙，沙起，天暗人马不能得前。有顷，沙息，骑已复至。于是投身河中，唯以葱叶内鼻孔中通气度水，以八月一日达于杨州。”《高僧传》卷十《昙始传》记得更为具体且夸张：“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史书也有类似的记载，《南齐书·魏虏传》云：“初，佛狸讨羯胡于长安，杀道人且尽。”似乎大有赶尽杀绝、斩草除根之势。但《昙始传》中又说“始为说法，明辩因果，焘大生愧惧，遂感疠疾。崔寇二人次发恶病，焘以过由于彼，于是诛剪二家，门族都尽。”汤用彤先生早已驳斥于前，仅就太武帝感疠疾和诛剪二家之说，实近于信口开河。因而，笔者以为，佛教徒的记载和描述不够忠实可信，明显有夸大其辞之嫌。 因此，应当说似乎仍是史学家著作较为可信。史书又当首推《释老志》最为详尽。 事实是当时太武帝远在长安，在国都平城主持国政的是素来礼敬佛教的太子拓跋晃，他接到太武帝的诏书后，第一个反应是频频上表，企图说服太武帝改变主意，宽大处理，结果是太武帝决心已定，不予理睬。但是，尽管“言虽不用”，身为监国的太子晃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了一个“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这不但可说是网开一面，也可说是有意为丛驱鸟、打草惊蛇了。于是，“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这就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而且，此后隐姓埋名的沙门不但生命得以保全，生活上也多有保障：“佛法之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不但人员得到保护，可以收藏的经书佛像也得到了妥善收藏，真正受到毁灭的是那些无法藏匿的大型建筑，“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皆毁矣。”但中国历来是文史不分家的，《魏书》此处的话亦不免文学色彩过浓，我们并不能理解为凡与佛教有关的建筑一概“荡然无存”，有事实为证，仍不出《释老志》，“惠始冢上，立石精舍，图其形像。经毁灭时，犹自全立。”。再深入一步来看，这些破坏性行为其实只是“灭佛”的直接后果，其长期的影响却出人意表，那就是佛教的兴盛，至文成帝复法，佛教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人数空前庞大，而且开凿大型石窟，建立宏敞的寺院，前者有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为证，后者可从《洛阳伽蓝记》中得到证实。这似乎也可说明，太武帝的灭佛虽残酷、坚决，但不彻底，更没有深入人心，不过是一种表面的铲除而非根除。正如某些思想史研究者所说，“总计北朝两次毁佛，都是佛教发展的暂时挫折，并未动摇佛教的国教地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北魏太平真君年间的太武帝灭佛事件，绝不是一件偶然事件，而是统治阶级与包括佛教徒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斗争，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结果，一个侧面，它也反映了某些汉族儒士对外来宗教的反感，也不乏中国宗教对外来宗教的排斥。它是当时一系列复杂矛盾的结果，这其中包括政治矛盾——皇帝与太子的斗争，民族矛盾——胡人与汉人的斗争，宗教矛盾——道教与佛教的斗争。因而，对这一事件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有利于准确把握汉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有利于我们认识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信息来源：摘自《佛学研究》) 编辑：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