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徒参与或说是介入了北魏统治者的政治斗争，对北魏政权或者准确地说是对太武帝的皇权构成了威胁。太武帝灭佛既是对敌对势力的打击，也是对敌方的泄愤。这种对政权的威胁实际又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太子拓跋晃与太武帝的文斗，二是凉州僧人参与守城和盖吴等人与北魏的武斗、明斗，三是乐平王拓跋丕及刘洁等人的暗斗。

所以说太子拓跋晃与太武帝的斗争是文斗，不过是说这场斗争相对来说似乎不见刀光剑影、炮火硝烟罢了。而且，对于这场斗争，史官魏收似乎是有意进行了弱化和掩盖，因而一部《魏书》如果粗粗读过，丝毫不会注意到太武帝与太子晃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关于皇太子晃的死亡，《魏书》的记载也相当“平静”，在太武帝传中只说戊辰，“皇太子薨。”在所附的太子晃的传中也只说“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于东宫，时年二十四。”当然，如果细心寻绎，字里行间还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在一些佛教经典的记载中，太武帝与太子晃父子间的斗争就明朗得多。如道宣《广弘明集》中有这样的记载，“至真君七年，遂一切荡除，坑僧破像，自以为得志也。为谗所黩，幽杀太子，恶疾殃身。”在玄高作法之后记载道：“帝乃出晃，以政归之。浩又重谮，帝信之，便幽死晃于禁中，”(《佛祖通载》曰：“时太子晃信佛颇笃，浩恐太子后来将不利于己，乃在帝前谮太子有异志而幽杀之。”这几处都说是“幽杀”。但是，由于佛教徒在这一事件中是受害者，所以他们对太武帝灭佛事件不免存有偏见，这类记载的可靠性并不高，比如，《辩惑篇》在“幽死晃于禁中”后尚有一句“缢高于郊南”。之后又说：“浩得志于朝廷也，列辟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诏“云云，似乎太子晃死在玄高之前，起码也是”太平真君七年三月灭佛之前，实际上，灭佛的诏书都是经太子晃之手下达的，而且《魏书》明确记载太子晃死于“正平元年六月戊辰”。可见这类佛家弟子们存有偏见，其记载并不完全可信，但太子晃与太武帝之间存在着争斗却是确凿无疑的。倒是《宋书》、《南齐书》等南朝史书中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更为清晰明朗些。《南齐书·魏虏传》：“晃后谋杀佛狸见杀。”《宋书》卷95《索虏传》：“焘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诸营，卤获甚众。焘归闻知，大加搜检。晃惧，谋杀焘，焘乃诈死，使其近习召晃迎丧，于道执之，及国，罩以铁笼，寻杀之。”太子被杀，身为太子师傅且又曾为太子做法的玄高自然也是在劫难逃。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太子晃其人值得深究，他与太武帝、与崔浩的关系十分复杂。本文限于篇幅，不作更多的探讨。

其二，僧人参与某些政敌与太武帝争夺政权的武装斗争，或者具有参与这种斗争的嫌疑。所谓参与的例子是太延五年(439)魏军攻打凉州，凉州城内僧侣参加城防。城陷后，太武帝收捕登城僧三千余人，欲尽杀之。虽经寇谦之奏谏免死，但仍被“虏掠散配徒役”。所谓具有参与嫌疑的例子就是长安僧人事件。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宋元嘉二十二年，445)九月，盖吴起义于杏城的天台。盖吴是卢水胡人，与北凉沮渠氏同为匈奴的一支而居于卢水者，因称卢水胡，后迁于杏城。当时民间传言，“灭魏者吴”，许多少数民族人民，因而争起响应，转瞬间“有众十余万”。不久，又称号天台王，设置百官，建立政权机构。这年十一月，迁居于河东的蜀人薛永宗亦于汾水旁起义，并和盖吴取得联系，接受其任命为秦州刺史，大败魏将周鹿观。拓跋焘闻讯，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御驾亲征。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拓跋焘赶至东雍州(山西临汾)，一举攻克薛永宗营垒。之后，进入关中，从渭南西向长安。于是，便发生了前面讲过的在长安佛寺中发现僧人藏有兵器、酿酒器等事件。不难理解，盖吴是北魏王朝和太武帝个人的最大的和最可恶的敌人。如果将僧人与盖吴牵扯在一起，则灭佛屠僧的行动势在必行。”太武帝拓跋焘这次毁佛的原因虽多，而镇压反抗者的政治原因，当为主要的因素和导火索。”正因如此，“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门为贼。”

其三，应当看到，诏书中所列举的事情并非捕风捉影、信口开河，而是事出有因，言出有据。细绎史书发现，在诏书下达的前一年(太平真君四年)，正值太武帝率师北伐柔然之际，尚书令刘洁伙同右丞张嵩、南康公狄邻和“挟藏谶记”的术士董道秀谋反。

《魏书》中明确记载：

世祖之征也，洁私谓亲人曰：“若军出无功，车驾不返者，吾当立乐平王。”洁又使右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有名姓否?”嵩对曰：“有姓而无名。”穷治款引，搜嵩家，果得谶书。洁与南康公狄邻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宋纪六》记载与此大同小异：

帝之北行也，洁私谓所亲曰：“若车驾不返，吾当立乐平王。”洁闻尚书右丞张嵩家有图谶，问曰：“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有姓名否?”嵩曰：“有姓无名。”帝闻之，命有司穷治，索嵩家得谶书。事连南康公狄邻。洁、嵩、邻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洁在势要，好作威福。诸将破敌所得财物、皆与洁分之。既死，籍其家财，巨万。帝每言之则切齿。

书中还记载着刘洁要拥立的“乐平王”本人的野心和谋反之举：

癸酉，乐平戾王丕以忧卒。初魏主筑白台，高二百余尺。丕梦登其上，四顾不见人，命术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弃市。

《魏书》中也可找到有关的材料：

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论》曰：“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余太，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问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后事发，王遂忧死，而道秀弃市。”

原来，刘洁等三人所以要拥立乐平王，实在是由于乐平王本人就有篡位的野心。

此时，我们回过头再细心玩味太武帝下达的两份诏书，发现诏书中所列的项目一字不虚，皆有所指，皆可坐实。所谓“私养师巫”指的自然是太子晃和韩万德，所谓“挟藏谶记……图纬……方伎之书”指的就是刘洁、张嵩，所谓“阴阳”指的就是乐平戾王丕和董道秀。可见，太武帝的灭佛绝不是一时性起，心血来潮。而是其来有渐，是客观事件自身发展的结果。

二、太武帝灭佛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身居高位、一言九鼎的崔浩的怂恿。司徒崔浩倍受太武帝亲宠，太武帝对他可说是言听计从，从太子晃谏太武帝阻止建造“静轮天宫”的事件可以看出崔浩的份量：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且亦知其无成，所以明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完全是由于“但以崔浩赞成，难违其意”。崔浩对佛教十分反感。不失时机地经常予以诋毁，对佛教徒的行为大加嘲笑和讥刺。有两件事足可看出他对佛教的敌视和厌恶。一件是与他的妻子有关，崔浩“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焚烧佛经本已足以泄愤，但崔浩仍觉不解气，竟至将其灰烬丢弃厕所之中，可见仇恨之深。另一件是与崔浩的一位本家兄弟荥阳太守崔模有关。史书记载，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本应该是彬彬有礼，举止有度的崔浩对待妻子和本家兄弟的态度所以会这样，完全是因为出于对佛教的仇恨。笔者以为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佛是戎神、胡神，历来以儒家自居、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的崔浩自然是大加排斥。第二，崔浩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是“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以复五等为本”，企图直追孔夫子、甚至是周公，恢复西晋司马氏政权推行的严格士族等级标准、实现儒家五等分封建制度的门阀政治。而佛教宣传平等思想，自然与崔浩的理想相抵触。这样，佛教不但在理论上与崔浩唱对台戏，而且由于崔浩与太子晃及其它大臣之间的矛盾，佛教在行动上也是崔浩实现政治理想的绊脚石。所以，崔浩要借助太武帝的力量铲除佛教势在必然。魏收在《释老志》中记载：太平真君七年“浩时从行，因进其说。”司马光也说：“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佛像。”就是最可靠的证据。甚至当代有的学者认为，太平七年的诏书也是出自崔浩之手。”这篇诏书，对危害儒家礼教王法的“胡神鬼道”猛烈抨击，并敕令以严酷的手段毁灭佛教，显然是出自崔浩之手。对诏书的内容仔细分析，并与崔浩的一贯思想相比较，可以断言这种说法基本是可以成立的。诏文言简意骇，既追根溯本，从源头上指出它的荒谬；又历数其弊端，从事实上进行举证，有批判，有驳斥，还有具体的行动措施、步骤。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一句显然是“颂圣”之辞，无论如何绝难出于太武帝本人之口。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