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文化背景来讲，修行人托钵乞食在印度极为流行，为百姓所接受。印度的僧团主要以托钵为生，经济成份简单，管理起来自然不太复杂。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僧团亦以民间或达官贵人之捐赠为生，但每当社会动荡或官府对佛教有敌意之时，僧团的生存便成问题。尤其是经历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和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法难后[5]，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下，佛教若想不随政权的更迭而兴亡，只有走自给自足的寺院经济这一途径。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马祖道一禅师(709—788)首创丛林，以安禅侣，于是宗门益盛，转化无穷。马祖高足怀海(720—814)继承师志，在江西奉新百丈山自立禅院，制订清规，率众修持，实行僧团之农禅生活，尝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6]。百丈禅师圆寂后不久，中国又经历了会昌法难，其他各宗皆元气大伤，难以恢复旧观，唯独禅宗一枝独秀。这与禅寺自给自足的经济有着很大的关系。但禅寺的自给自足经济又给寺院管理带来了一定的负担。

3、自古以来中国受宗法制度的影响，强调中央集权，这对僧团内部组织制度的形成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以上三种原因，佛陀所制订的集体修行的戒条已不足以适应中国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最终，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百丈清规》应运而生。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今社会中，菩萨戒、比丘戒和丛林清规是三位一体的，三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目前日本、西方乃至台湾地区的不少人彼此交诤，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认识模糊不清，因而产生了很多错误观念，结果使自己陷于极为窘困的境地。

第一个错误观点在日本很盛行，他们认为菩萨戒比声闻戒高得多，菩萨戒可以取代原始戒律。他们自认为是大乘人，无须持守具体的戒条，只要重视戒律的精神——菩萨戒就可以了，这就是他们强调的“大乘无戒之戒”。不少中国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但是错误的，而且还很有害。

从理论上讲，对于上上根机的人，不但不用戒，甚至连法也不用，如辟支佛以及佛陀本人，他们并未听闻任何佛法，只是观察世间苦、空、无常的道理而悟证。这是因为佛法本身只是一种工具——标月之指，修学佛法本身不是目的，通过修学佛法达到悟证宇宙人生的真理，这才是佛陀宣讲佛法的本怀。不管你通过何种方法，只要觉悟了，就达到了修道的目的，复更何求？

基于此，印度有句古语：“真理只有一个，智者用不同的方法去认识它。”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千百年来，时不分古今，地不分中西，人不分智愚，大家认识的对象是同一个：共同的宇宙、共同的人生。文学家用优美的文字来描写它，画家用鲜艳的色彩去描绘它，诗人用感情去了解它，哲学家用自己的思维去总结它，宗教家用自己的实践去体验它，科学家用各种仪器测量它，数学家用数字定量分析它，逻辑学家用逻辑推理认识它……尽管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有多种多种，但目的是一个，就是揭示宇宙人生的真实及其规律。

几乎其它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教义来自一个神秘的力量，或为天启，或是神的恩赐。只有佛陀告诉人们，他的教法毫无秘密可言，并非来自某个神，并非他的发明创造，而是他的发现。换句话说，宇宙人生的规律本来就存在，佛陀通过六年的苦修，终于在菩提树下觉悟了宇宙人生的总规律，从此他便成了大彻大悟之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即为宇宙人生之规律，无论佛陀出世与否，这种宇宙人生的规律本来就存在。佛陀只不过是通过自己的直觉认识了它。因此《金刚经》才说：“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佛陀并未讲何种法，因为佛法就是客观存在，佛陀只不过把这个客观存在的法用他特有的方式揭示给人们看。

对于第二种人，如舍利弗、五比丘等，他们的境界本来就很高，只要听闻佛法就能去除心中的烦恼，达到觉悟的目的。因此那时佛陀尚未制定任何戒条！

但对于第三种人——普通根机的人来说，单靠听闻佛法仍无法去除心中的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心未得净，表现出来的身、口、意就不如法，不如法就犯错误，犯错误后反过来就影响你的心。佛陀慈悲，为了使我们的身、口、意少造恶业，所以制立了戒，来规范我们的身、口、意。

从这种意义上，菩萨戒只是一种心戒，是一种精神，持心戒一定得有大根机的人才能把握住，普通人还得老老实实地从具体的戒条守起。否则，如同日本佛教界自认为他们持的是菩萨戒，无须持声闻戒，结果无所不为，最后他们的比丘资格也被世人否定了——南传佛教国家的佛教徒甚至根本不承认日本还有比丘僧团。因此如果根机达不到那种境界，千万不要妄谈只守菩萨戒，不持具体的声闻戒。

第二个错误观点是，南传佛教国家和中国佛教的绝大部分人认为戒律为佛亲自制订，每一条都很神圣，不可更改；我们当今之人更没有这个智慧，更无资格去修改小随小戒。这部分人无视时代的变化、地域条件的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把佛制订的戒条当作僵化的教条，违背了佛陀“诸法无常”的教诲，其必然结果是打着严持戒律的旗帜，反而削弱了戒律的尊严以及戒律对僧团的制约作用，使戒律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与制约性，这就造成了今天僧团的奇特现状：戒律成了一种装饰品，而非僧尼行动的指南。

因此我们在强调持守具体戒条时，也必须考虑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以菩萨戒为依据，进行适当的调整。要谈守戒，首先必须研究佛当初为什么要制这条戒，他制这条戒的真正动机和目的是什么？他的本怀是什么﹖了解这些情况后，才能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更好地守这条戒。

第三个错误观念在台湾很流行，在日本也很流行。他们认为清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戒律，丛林清规的出现促成原始戒律之不振，波罗提木叉在中国的地位也因此渐渐降低了。换言之，他们认为丛林清规出现后实际取代了声闻戒。这种观念也是错误的。如果仔细阅读《百丈清规》，我们不难发现，《百丈清规》从头至尾都是讲寺院的组织、管理，比如各种执事、寮口的职责，方丈的权力、义务及任免进退，根本不是专讲个人修行的戒条，只是维护一个寺院行政管理的制度，只是一部集体修行的行为准则，所以它根本无法取代声闻戒。

如果我们意识到清规、声闻戒和菩萨戒三位一体，三者缺一不可，这将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如此我们就不会说三者中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也不会说要让哪一个取代哪一个，而是应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形的戒条与无形的制戒精神的有机结合是佛教兴盛的前提，也是中国佛教将来发展的一种方向。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